碑文(志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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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两千年历史的陶冶,碑文(志铭)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对后世诸多学科、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古时的帝王、将相、豪绅富贾活着享尽人间富贵,死后还要继续享受(尽管是不可能的)。在物质上(含生灵方面)君王死后,除了让自己喜爱的大臣、武士、嫔妃殉葬外,还把大量的金玉珠宝也埋在墓中。秦皇杀“三良”(三个良臣)陪葬,国人以歌谣表示抗议,也是对三良献上的挽歌或口传墓铭。秦皇兵马俑坑已列人世界奇迹,据测有待发掘的秦陵其他部分,将更会使全球惊叹。秦陵的穷奢极侈,堪称举世无双,而秦始皇却未能像汉以后的统治阶级那样,死后也要占有人间的精神产品(虽然死后就不可能占有)以美丽动人的文词,把死者赞扬,为超越时空,可以勒之金石,播之诗乐,或以浓色重彩在墓道墙上绘起壁画(多是让死者升天,与神话故事相合的内容)或在墓中与崖石上选像,让死者与佛道神仙为伍。于是历代都有大批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塑家为之服务。文人们为了获得较丰厚的润笔费或酬金,不惜牵强附会,编出溢美过誉之辞,写出标新立异的字体,制出巧夺天工的碑刻或雕塑。东汉学者、书法家蔡邕坦诚地表白过:“吾为天下碑文多矣,多有惭容,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他写了一辈子的碑文,只有一篇《郭有道(名泰、字宗林)碑文》是名副其实妁。
  唐代韩愈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道齐天下之溺”的思想家、大文豪,他与蔡邕并称古代位两碑文大师,一生写了大量碑文,而千古传诵的只有《柳子厚(宗元)墓志铭》。宋、明、清等时代,著名文人写的碑文,真是汗充栋,却只有明代文学家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脍炙人口。
  墓碑催生了碑文、墓志、墓志铭、神道碑的文体。碑文、墓志又推动了人物志、地方志乃至传记文学。墓志铭又衍生了铭类文体,为诗、词、曲特别是抒情诗、骈体文等提供借鉴。碑文、志、铭为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丧葬学、社会学、经济学储蓄了丰富的资料与可信的实物例证,大型碑体特别是神道碑以及墓道、墓穴与墓内的布局、陈设、装饰,又成为绘画、雕塑、建筑、装潢等学科、行业的难得的参照物。
  常言“碑以书传”,这书指的是书法。无论是墓碑、庙碑、纪念碑,往往是与书写者的名气最有关系。古代的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碑文。由于水、火、战乱等灾祸的毁坏,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那怕是断碣残碑都弥足珍贵,如能得到蔡(邕)、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赵(子昂)等人写的碑文,便价值连城了。汉代盛行隶书(字)是对周秦时代使用的篆体的一次重大革新。隶书虽笔法简练、圆润,但到了北魏时期,书家仍嫌其呆板不够自由。书法家只有在写各种碑文时各抒胸臆,于是由隶书蜕变出一种新体,后世称为“碑体”,它不像篆体的古奥,也不像真(正)字的呆板,也不像草体的难认,更不像隶书的四乎八稳。别笑它缺个点,少一撇,别嫌它拐弯磨角的不大到位,但它写起来随和,看起来顺眼。因当时的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主要是从洛阳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后世书法家文人十分珍视,加以研介临摹,自成一派为“魏碑”体。这也是碑文释放出一支奇葩。现在很受青年书法爱好者的青睐,谁能料到原本毫无艺术性与学术价值可言的墓碑,经过历史风雨和万人打磨,却展现出它多彩的面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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