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儒学与儒教,文庙与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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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宜兰县的孔庙,在台湾非常特殊。一般一县仅一孔庙或未予设立,宜兰则有两座。孔庙祭典又与两座武庙有密切的关系,也是罕见的。这两座武庙,一是宜兰市的碧霞宫,祀岳武穆王;一是礁溪乡的协天庙,祀关圣帝君。
全台湾祀岳王的,共七座庙宇,但每年岳王诞辰及春秋二祭,行三献释奠大礼、跳佾舞的,也只有碧霞宫一处。该宫对此非常自豪,因其祭仪系由仰山书院山长传授,故与孔庙祭典关系密切。在该宫总共99页的〈简介〉中,介绍其祭典祭仪就多达72页。而且说台湾光复后宜兰县祭孔或其他庙宇要举行三献祭,也都会请该宫派员指导或赴其地演礼。
协天庙就是受碧霞宫辅助而形成佾舞祭典的庙宇。该庙早期仅请道士法师公祭,以庙会方式办理。1959年举行释奠礼,邀碧霞宫派员指导,发展迄今。有春秋二祭,由县长主祭,仪式模仿文庙。
本文即以这两座庙宇为例,一方面介绍其与儒家、孔庙、儒教的关系;一方面藉此讨论儒家的宗教性组织、社会性组织在推动儒家思想教化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也据以检讨明清以降,儒学朝儒教形式发展的趋向,希望能为儒学与孔庙研究打开一个新面
一、宜兰碧霞宫的例子
我要谈的第一个例子是宜兰县的县定古迹碧霞宫。
据二○○三年一月廿六日该宫管理委员会印制的〈简介〉说该宫:
(1)又名岳武穆王庙,清光绪廿一年(1895)日人据台之初,兰民因不满异族统治,矢志还我河山。(2)在进士杨士芳及陈祖畴乡绅倡议下,筹建三年,于公元一八九九年仲秋落成。祈奉民族英雄岳武穆王。为掩蔽日人耳目,取「碧望晓霞」之意,定名为碧霞宫,盼望早日复见光明。(3)本宫采取志愿的门生制度,敬拜岳武穆王为恩主,学习祂忠孝节义的情操,讲求的是奉献精神以报答社会国家。(4)每位门生入堂之前,都需经过严格的品德审核,俟朔望日扶鸾禀告,依神谕分派予「鸾」:扶鸾问乩;(5)「讲」:宣讲善书;「经」以宗教科仪课予诵经礼忏法会。(6)或由全体门生与社会善士捐款,或举办赈济等不同方面的修为,祈求风调雨顺、庇佑国泰民安。
本则简介,我把它分成六段,分别作些解释,以帮助大家了解这所非常特别的寺庙。第一段说该宫兴建是为了拜岳飞,以谋光复。这是传统的见解,庙方尤其如此主张。但因林确堂在《台湾日日新报》,明治卅一年(1898)九月廿一日的〈还辕在即〉一文中曾提到:
……吾人去年五月赴任当地时,曾参拜过全岛独一无二的庙宇,即位于宜兰西门街的岳武穆王庙,庙的左右有连栋叫做两廊,左边是劝善局,而右边是先贤的灵堂,本庙俗称碧霞宫。……
这个神庙是领台不久,于明治廿八年十二月,由当时的西乡厅长(南洲翁之遗子菊次郎)和守备队长江村中佐提案而奖励促成的……
岁次丁酉,明治卅年五、六月间本地连日豪雨。当时上季的稻作正在弄花实,却面临泡水的危机,万民顿时陷入苦境。西乡厅长眼见此状,亲身斋戒,拜神乞天放晴。是神民显灵呢?还是乞求者的诚心打动天。连日来的豪雨果然停而放晴,五谷终于有了丰饶的收获。为了答谢神恩,十一月正式建庙完成。第二年,明治卅一年,儿玉总督也动用预备金拨下四千圆,而官位从五位的判官木村笃氏新迎捐献的红色大香炉,更被视为宝物而被珍藏。其它如庙内匾额之一也写上明治某年月日等,具有别的庙宇所看不到的日式风格。
因此王见川在《宜兰文献》第廿三期中提出翻案,认为此宫并非基于民族大义而建,乃是在日本官方协助支持下兴建的。后来林静怡根据碧霞宫所提供的资料,写出辨正文章〈再探宜兰道教寺庙碧霞宫建庙源起〉,以再确认该庙创建时的民族气节形象。王见川又作〈关于碧霞宫—兼答林静怡之质疑〉回应。二文同刊于《宜兰文献》廿七期,一九九七年五月。
考碧霞宫〈简介〉说该宫建于光绪廿一年(1895),另外该宫于明治廿九年(1896)作所鸾书《治世金针》卷一已载:「本年春(1896),堂兄祖畴邀请同志,重兴此举,履蒙神圣示事,括及幽隐,于是咸请设堂。蒙马天将奏准,旨下令恩主武穆王下尘济世,自四月望后开堂,而问症求事者踵若相接。……天运丙申菊月吉旦,鸾下沐恩校正陈惟馨盥水敬拜。」可见该宫至少已于1896年创建,倡建者有陈祖畴、陈惟馨等人。林确堂文中说该宫是在前一年(1985)由日人提案兴建,时间固然较早,但岳飞信仰非常特别,以驱逐异邦为特色,日人初据有台湾,有什么理由提议并奖励台湾人建立岳王庙呢?何况无论是《台湾日日新报》所载,或林确堂的〈本岛人の信仰心善用る美绩〉(《台法月报》,一○卷四号)都是同一个人的陈述,未必足以据为典要。反倒是说碧霞宫源于割台之际的民族意识,有较多不同来源的数据可印证,因此我认为仍以庙方说法较为可信。
〈简介〉第二段说该宫为进士杨士芳及陈祖畴乡绅倡议筹建。这两人都是台湾鸾堂的重要人物。陈祖畴家中设有坎兴鸾堂。同是宜兰的士绅杨士芳,则为清同治年间的进士,钦点浙江省即用知县,光绪间任仰山书院山长,热衷于宣讲劝善及鸾堂活动。光绪廿一年,他与贡生黄友璋、李绍宗等人共组「劝善局」,专门宣讲圣谕,教化百姓,后担任碧霞宫「总理堂讲事」一职,并曾捐钱助印唤醒堂著作的鸾书《渡世慈帆》。其诗中有「亲友邀吾行善事,前愆可补免生愁」之句。另在北港(石碇)福善堂的鸾书《醒世新编》中谈到:「台疆各鸾堂,皆吕翁大发婆心,人觉路。乙酉秋下凡,设玉清。偶逢姑苏施济堂、彭达新临艋,登玉清请示飞鸾。吕翁谕该蚁上兰邦,唤醒迷途,得遇杨士芳为堂主,先设集鸾堂」,可见于光绪十一年左右,就有了以杨士芳为堂主的鸾堂:集鸾堂。
为什么这几位鸾堂的主事者会倡议兴建碧霞宫呢?道理非常简单,碧霞宫就是一种鸾堂。〈简介〉第四段说碧霞宫「朔望日扶鸾禀告,依神谕分派予鸾,扶鸾问乩」,就是这个道理。
扶乩扶鸾是古老的方术,魏晋即已非常盛行。但鸾堂的出现及流行,是很晚的事。清中叶时,大陆各地均有鸾堂出现,至道光庚子年(1840),由于「救劫论」的宗教思想出现,使得鸾堂蓬勃发展,鸾书大量问世,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热潮。这股热潮持续不断,以致梁启超已有「乩坛盈城」称之。在这些鸾堂圣神所降的鸾文中,大概都是说:为了解消清末的大劫,唯一的办法只有透过行善来挽回天心。此一论述,随鸾堂运动的开展而深入人心,也使得传统上以慈善救济为主要工作的善堂纷纷与鸾堂相结合,鸾堂的宗教势力遂越来越大。许多民间教派也接受了这种方术,用来作为人神沟通的宗教仪式。诸如道院、世界红卍字会、一贯道,以及台湾的慈惠堂以及各庙宇神坛等都是。
台湾鸾堂也就在这一波热潮中兴盛起来。依宋光宇的研究,鸾堂可分为几个系统:阳明机所服务的鸾堂自成一个系统,可称为「北派」,包括围唤醒堂、淡水行忠堂、三芝智成堂、台北觉修宫等。而「中派」以草屯惠德宫为起源,先分出鸾友杂志社(后来成立武庙明正堂)和圣贤堂等等;台南、高雄地区鸾堂系统不甚清楚,而澎湖的鸾堂则自成一个系统。王见川认为台湾的鸾堂至少可分成三个系统:一是由宜兰唤醒堂分香而出的新竹宣化堂、淡水行忠堂系统,二是新竹复善堂系统,三是澎湖一新社系统。王志宇则发现台中地区的鸾堂也自成系统,包括有清末至今的彰化三兴堂系统和台中圣贤堂系统。总之是数量繁多,系统复杂的。
宜兰地区除了杨士芳的集鸾堂和陈祖畴的坎兴鸾堂之外,著名的还有新民堂、鉴民堂、未信斋等。
这些鸾堂,又跟书院书房关系密切。例如:「新民堂」是李望洋、蒋国荣等人于光绪十六年(1890)创立。李望洋于同治十年中举人,分发至甘肃省任知县职,光绪十七年带官回职,兼任宜兰厅仰山书院山长。「醒世堂」创建时间不详,但最晚自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即在扶鸾济世。该堂创始者有柯锡畴、胡鸿洲、蓝瞻淇等。杨士芳、李望洋等人皆曾到堂请训。「鉴民堂」创立于光绪十四、十五年。该堂是陈氏家族所创,原先附设于家族的书房「登瀛馆」中(又称登瀛书院、登瀛堂书院)。登瀛书院原是陈抡元及其兄陈添寿于光绪三、四年间所筹设。该书院曾经延聘张镜光等知名学者为师,分科文武,教授诸生。这个由家族书房所发展出的鸾堂总共扶鸾著作出三本鸾书,分别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化兰全书》(又称《兰书善录》);光绪十七年(1891)的《奇梦新篇》;明治卅八年(1905)的《龙凤图全集》。其中《化兰全书》是现今所见台湾最早的鸾书,杨士芳曾参与校正。
杨士芳与李望洋显然是关键人物。两人先后中举,联名共同倡修文庙,捐修仰山书院、五天子祠,晚年主讲于仰山书院,可说是一典型的儒士,但又都热衷鸾堂。李望洋倡建「新民堂」,还充任该堂鸾生,其职务是「校正兼总理」。按当时《大清律例》,扶鸾活动仍属非法活动,李望洋虽无官职在籍,但到底还曾任官,却公然从事非法活动。甚而当时的知宜兰县事萧赞廷还无所避讳地为新民堂著作的鸾书《警世盘铭》写序,可见当时扶鸾之盛了。为什么这些儒生那么热衷于扶鸾事业呢?道理仍然很简单,因为鸾堂本来就是儒教。
早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所编写的《台湾私法》一书中,就将「儒教」列为各宗教之首,并定义云:「儒教是孔子孟子所祖述的古代圣王教义,内容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者浑然融合成为一大体系。」儒教所遵奉的经典包括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儒教最重要的人物是天子,他不仅是政治的中心,也是道德与宗教的中心。天子一方面以治国安民为奉事神明的要道,一方面以祭祀神祇及教导道德为统率国民的要义。其后不少人均用过这个定义去观察台湾社会,如昭和初年(1925)增田福太郎在访问过宜兰勉民堂、木栅指南宫后,在其著作《台湾本岛人の宗教》一书中,即反对丸井圭治郎对鸾堂的分类,而认为鸾堂乃盛行于儒流好学之士的结社,并径称之为「儒教」。确实,清末及日据时期鸾堂的主事者与鸾书所呈现的价值观、宗教性格,均与民间教派不同。他们非但不是小传统,反而是地方的精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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