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土为安到绿色殡葬 天津六十年殡葬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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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落幕”亦有情
    殡葬,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因为它是生命终之后告别世界的方式。而在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中,殡葬又包含了太多的寓意和情感。一处坟冢、一块墓碑,这是脉亲缘的象征,也寄予着生者对逝者的所有感情和牵挂,从这个意义上说,殡葬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一种文化,蕴含着生死与孝义、怀念与祝福。
    共和国六十年的沧桑巨变,让人们生活的各个细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中折射的变化,则更能体现出新中国的“新”之所在,也见证着六十年来国家带给普通人之最普遍的存在意义,这其中,也包括殡葬的变化。天津近百年的民间殡葬,其形式与内容的变化也见证了天津人殡葬习俗和生命观念的变迁。甲子之喜,对一座城市殡葬变迁的梳理,便是对这个城市市井理与精神风貌的真实描绘,今天,我们以天津殡葬业的一个典型——永安公墓的故事为缩影,以六十年来天津殡葬的变化为主题,捧出一个城市的新时代的风貌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 乱冢丛生
    墓地是城市丧葬服务中处理死亡遗体的最终办法。在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官绅富贾和祖籍住户,多置有私人茔地,在城外郊区雇工常年看守,年节忌日前往祭扫。私人茔地的“人字”形穴,按辈顺排埋葬,一般占地二三亩,多者十余亩,全市私人茔地遍布郊县农村,坟林立,大量农田荒废。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后,特别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强设租界。各国使馆为解决本国侨民的死亡埋葬问题,先后开辟了专用公墓,如英、德、意等国。随着租界的出现,犹太人居津增多,他们也为自己设立了公墓。1934年美商开辟了美国公墓。日本习于火葬,有火葬场一处。
    光绪二十六年(1890年)后,天津逐渐形成商埠,外省旅津人士增多,因而在外国公墓出现的同时,也产生了同乡会馆设立的公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首先是闽粤公墓,后陆续产生了江苏、浙江、山西、山东、安徽、广东等公墓,基督教会也设立了中华基督教义地,忌烟酒公所设立了修身堂义地。以上这些公墓都是葬埋本省的同乡或信仰教门的信徒。
    私营公墓产生较晚,宣统三年(1911年)始有经营花厂而改为公墓的福寿园、乐仙境两处,这些商人视经营公墓有利可图,遂于1932年创立了阖津、北方等私营公墓。当时,由于居民有着“西方接引”的迷信观念,所以私营公墓大都设立于市区西部西营门外一带,如埋坟土地面积较大的慈乐园。私人经济条件好的,自购土地作为自己家族葬埋的坟地,设在市区西部也为数不少。
    1937年天津沦陷,聚居租界的人口增多,因此,在吴家窑一带,也产生了永安、华北、极乐园私营公墓。1937年后日本侵略天津期间,河北小树林一带,又出现了小型私营公墓50余户。
    新中国成立后 逝者安然
    据介绍, 鸦片战争后,美、英、德、法等国在津开辟外侨公墓时,日本也为其侨民死亡尸体安置,在今水上公园以东建立了火葬间,这是天津第一个火葬设施,抗战胜利后被废弃。1949年接管公营第一公墓时,修建了第一台火葬炉,当时是丧主自带燃料,火葬尸体数量寥寥无几。
    1954年开辟北仓公墓时,建设了天津市第一座设施比较完善的火葬场。同时大力开展火葬宣传,印发宣传材料和画册,放映幻灯片,举办巡回展览,设立宣传橱窗,组织单位、街道群众参观火葬场。在服务和管理上实行火葬优惠政策,突出火葬科学、卫生、隆重、经济的优越性,贯彻“以土养火,限制土葬”的方针。这样做火葬率逐年有所上升,1949年只有0.07%,1954年增加到0.53%,1958年增加到15.68%。1964年,火葬人数已达3215具,火葬率为20.08%。
    自1966年8月24日开始,天津市停止了棺材的生产和销售,公墓停止收葬,堵塞了土葬的渠道,火葬得以普及。由于这些措施,是在当时“左”的思潮压力下实施的,不久出现了土葬回潮,已经根除多年的乱埋乱葬现象重新出现,使殡葬管理任务更加繁重,主要目标转到“抑土扬火,普及火葬”上来。
    火葬的普及,使火葬场灰存放量逐年增加,为缓解各火葬场骨灰超负荷存放而带来的一些问题,根据国家民政部“骨灰存放要多形式,多样化”的精神,于1988年7月经市政府批准在南郊区(现津南区)新建“天津寝园”,开展多种形式的骨灰安置。
    近年来,树葬和海葬因符合人生回归自然的规律,因此成为如今比较先进、理想的新型骨灰安置形式。至去年清明节,本市已实行了100次文明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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