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民俗文化 停灵暂厝的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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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民俗文化
停灵暂厝的庙宇


    过去都有世袭的祖茔,死了人即可埋到自家的祖茔里。但有些外乡人到本地来作官或经商,称之为“客居”. 这些人有“公馆”宅第,有一定的财产、人情交往,但不见得都要在本地置办茔地。这种门第一旦有了丧事,就要择吉“扶柩回籍”安葬祖茔。有的由于时局、交通或其它某种原因,不能办完丧事马上回籍安葬的,就须找个庙宇停灵或“丘”起来(把坑内四壁上砖,棺木放下不沾土。上面砌一圆顶,谓之“丘”起来)。

    另外,有的人,家里有茔地,但是出了“外丧鬼”,诸如病死于医院或暴死于路途,按旧制不宜往回家抬的,为了循例举行丧礼,必须找个庙宇,做暂短的停放。还有的因住处不太宽绰,不能遵礼如仪的治丧,如果借饭庄子地方,那就只能设影堂办事(举行接三、送库等仪式)却不能把灵柩也抬了去;果,还得在家里停灵,外办事,不但麻烦,而且也不成体统,所以,只得到庙里去办。

    清末,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大小不等的寺庙共八百多座。它的主要经济来源不外乎有:一、庙产、庙地(香火地)的租子;二、施主、信众们的布施供养;三、庙会临时摊贩的租金和香客们的香资;四、独立经营或合资经营磨房、油盐店、杂货铺、中药店等买卖商号所得的利润;此外,应佛事(道观谓应法事),就是有的人家死人请和尚、道士们拜忏念经、放焰口。再就是本文提到的停灵、承办丧事。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本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自古以来,僧庙就有这项业务。尤其从清末以来,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起,内忧外患,战事一起接连一起,京师近畿一直不太平。客居京师的家里死了人,一时不能落叶归根,就必须停灵暂厝,这给各大寺院找来了好生意。因此,承办停灵办事的庙宇越来越多。

    俗云:“僧不捉妖,道不度亡”. 道士度亡是从元代才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度亡是僧人的事。因此,应民间停灵暂厝、办丧事的业务主要是一些佛教寺院,道观次之。

    起初,人们在庙里停灵、办事是有条件的,首先要遵守寺院中最基本的清规,例如:戒杀生,庙里不得进荤,即招待来吊唁的亲友不能用肉酒馔,只能用素席。更不允许用佛、道两教之外的宗教仪式治丧。但后来为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收入,越发开明起来,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方向发展,无所禁忌。

    自上海出现了万国、上天、乐园等殡仪馆后,有的庙宇受到发,从中吸取了部分经验,不但应汉、满两族人按当时市面风俗习惯,以佛、道两教为基本形式的丧事,而且应其它宗教形式的丧事,采取来者不拒,不问信仰、礼俗,甚至是天主教基督教也予承应。例如:一九四七年秋天,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病故,他是天主教教徒,结果在嘉兴寺举行“终傅式”。

    能应停灵、办事的庙宇,一般庙里当家的管事的都在社会上交际很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绅商各界,都要有个往来和走动。因为这种业务不能用任何形式进行宣传,只能靠朋友们给介绍。庙里管事的(或称了事的)与其它庙宇(同行)如各大喇嘛庙、各大道观、尼姑庵等,都得保持经常联系;与办丧事有关的各行业也都得有某种互相合作的关系。他们要联合一家至数家杠房、棚铺、彩子局、响器铺、家伙座铺、冥衣铺、各大饭庄子等。以便应了事,一呼即来。而上述这些行业也要主动靠上几处停灵、办事的庙宇,好有大宗买卖可做。

    有的庙里管事的应了丧事后,还要被本家请出来当“总提调”,所以必须对市面传统、通用的丧礼特别内行,能做礼仪顾问,又会筹措、调动、安排、指挥全部治丧事务。过去,大家主办丧事,很讲排场,丧礼有它固定的形式和内容,错一点也不行。因此,管事的根据死人的身份和本家具体要求,需要搭什么样棚,挂什么样的彩子,糊些什么烧活,用什么响器,用什么席面,一切具体安排,中必须有数。事无巨细,都得想到了。从总的方面,必须遵礼如仪,合乎程序,有条不紊,使本家、来宾、及庙里三满意。这样,管事的自会财源茂盛。

    一九四九年春,各庙停灵业务均奉令停止。对所有暂厝灵柩,一律由庙里通知本家,限期起灵,否则按无主灵柩代为处理。遂后,嘉兴寺、贤良寺、法源寺、陶然亭都办起了殡仪馆,承办治丧业务(只办事,不停灵)。

    现就笔者所知,将清末民初北京应停灵、办丧事的庙宇情况,逐一概述如下:

    嘉兴寺:明弘治十六年(1503 年)建。座落在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五福里南口外(今改北海宾馆)。二十至四十年代,方丈为方瑞、崇辉,交际极广。该庙应佛事,禅念与带音乐的均可,以应停灵暂厝、承办丧事出名,是全市停灵、办丧事最多的庙,平均每天均有三、五家办事,经常是门前挂出几个黑漆牌子,上用毛笔蘸大白写着“王宅接三东院”、“李宅伴宿北院”、“赵宅开吊前院”……因此,一年到头,棚架子不拆,门外花牌楼架子不拆,吹鼓大鼓锣架不往回挑,甚至冥衣铺到庙里就地做活。

    管事的高阔亭,精明能干,专门应酬该庙停灵、办丧事的业务,经常任总提调,指挥丧礼,无论大小事,无不圆满。他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广合斋冥衣铺、护国寺前街永合斋于记冥衣铺、鼓楼西大街郭记家伙座铺、新街口夏记棚铺都有交往,只要嘉兴寺一有办事的,准找他们。

    嘉兴寺后院有一块“果园子”,但几乎百分之九十用来“丘”灵柩。曾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死后,就埋在这里。其中,还有数座坟是外国人的。

    一九四八年年底,平津战役紧张阶段,北平城内有死丧者,不能出城埋葬,无论贫富,大多数都在嘉兴寺停灵或暂时“丘”在后院。一九五○年成为殡仪馆。当时办丧事的形式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新旧礼仪并存,互相借用。有的仍举行接三、送库仪式,于是高阔亭便主张送出大门,进五福里,到后菜园子焚化纸活。多数则是家奠或公祭一下而已。

    解放后,在嘉兴寺殡仪馆治丧的有不少名人。例如:摄政王载沣,画家齐白石、书法家陆和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还有京剧名演员肖长华、梅兰芳等。

    拈花寺;座落在旧鼓楼大街北头大石桥胡同。旧称“千佛寺”. 明万历九年(1563年)孝定皇太后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奉□重修,赐名拈花寺。民初主持和尚全朗,三十年代以后退居,由量圆继任。喜结交官府。该庙有停灵暂厝、承办丧事的业务。北洋军阀吴佩孚于一九四○年死后,即在此停灵,直到光复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才葬于玉泉山北麓。

    广化寺:座落在鼓楼西大街鸭儿胡同。系元代名刹,明成化与万历年两次重修;清道光与咸丰年间亦两次重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建。日伪时期,国画宗师溥心客居广化寺,主持玉山方丈便请其出面倡导修葺该寺,博欣然允诺,遂请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建设总署督办殷同代为筹款,将古刹修葺一新。该庙了事的隆祥和尚与各界上层人物结交甚密,因此在该庙停灵暂厝、办丧事的多系“大事”. 如北洋军阀张宗昌被韩复榘派人暗杀后,即在广化寺停灵,还在停灵那天于此演出了一场“妻妾分家”的闹剧。

    日伪时,国际间谍金璧辉之兄金璧东死了在此停灵,该庙方丈玉山亲自出马,在法会上“放正”(据说玉山出来“放正”仅此一回)。又如:日伪建设总署督办殷同死后,首先在广化寺停灵,之后才移灵于香山碧云寺。

    广慈庵:在交道口前圆恩寺胡同。三、四十年代方丈为慧果,因俗家姓巴,人皆呼之为巴和尚,善于交际,性格幽默恢谐,不拘小节,北城绅商各界均与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因此该庙停灵、办丧事的业务兴隆,东北城富户多在此治丧。解放初,慧果洞察形势,毅然将该庙改成小学校,自任校长。

    九顶娘娘庙:在北新桥以北雍和宫大街路西。从该庙供奉的神像看,应为道教庙观,但系佛教庙宇。三、四十年代时,方丈为新宝和尚,为人处世极诚恳,善于团结僧众,与附近绅商各界均略有交往,庙虽不大,但停灵暂厝和办丧事的极多。该庙专事培养吹奏梵乐的艺僧。因此,北方音乐佛事最为著名。

    翊教寺:座落在西城北沟沿翊教寺街(今育教胡同),是潭柘寺的下院。明成化八年(1472年)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重修。三、四十年代,方丈为德福和尚、管事的德珍,善于交际,专应停灵、办丧事。该庙、的观灯(传灯)□口很是出名。

    隆长寺:在西城报子胡同,有停灵、办丧事的业务,尽办大事。日伪教育总长汤二和死后即在此治丧。

    梓潼庙:又名文昌宫,在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系明代所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二、三十年代主持为法奎和尚。该庙有停灵、办丧事业务。奉系陆军十一军军长富双英死后即在此停灵治丧。

    佑胜寺:在德胜门甘石桥,三、四十年代主持为法林和尚,其大徒弟锺钵专事料理停灵、办丧事的业务。

    柏林寺:在东城东北角,西面临近雍和宫。始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是昔日北京八大名刹之一。明、清两代三次重修。雍正皇帝为其父康熙六十寿辰而扩建修葺。民初始对外承办停灵暂厝。方丈福振,交际很宽,王府、“八大宅门”遗老遗少均与其有不同程度的往来。

    广惠寺:在宣武门外老墙根。有停灵暂厝承办丧事的业务。民国十九年(193 0年)梁启超死后曾在此开吊。

    法源寺:在宣武门外教子胡同法源寺前街,是城内历史最悠久的名刹,唐贞观十九年(645 年)太宗李世民为超度征辽阵亡将士,下旨在此建寺,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寺成,赐名悯忠寺。明正统二年(1437年)重修易名崇福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再度重修,更名法源寺。该寺二、三十年代方丈为天文和尚,在佛教界有名望。为应酬斋主,承办停灵暂厝业务。清末民初,在此治丧者极多,仅次于北城嘉兴寺。一九五0年改为殡仪馆。

    长椿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是明代万历时有名的七指和尚归空的庙。二、三十年代,主持为深慈和尚,在佛教界有名望,因此该寺停灵、办事业务极盛,上层人士在此治丧的很多。如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琛等死后均在此治丧。

    龙泉寺:在宣武门外黑窑厂以西半里许,系京师古刹。因年久失修而倒毁。明成化年间,由僧人智林予以修复。清康熙年间再度重修。民初为百川长老主持,有停灵、办丧事的业务。一九二六年八月,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抨击奉系军阀,被杀害后即停灵于此。又,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赵登禹阵亡后即在此停灵。

    崇效寺:在右安门内白纸坊,始建于唐贞观元年(629 年)。宋末因罹兵火,成为废墟。元至正初为好善者重修;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为内官监太监修缮。该庙素有停灵、办丧事的业务。

    铁山寺:在前门外东珠市口三里河。相传明代正德年间宗洪(号铁山)和尚募化所建。清末至解放前夕,应停灵暂厝,办丧事的业务。南城绅商富户遇有丧事在此办理者极多。

    大慈庵:在崇文门外东柳树井,为嘉兴寺的下院,南城工商业者在此停灵、办丧事的极多。五十年代初,一半被辟为小学,另一半为寺院,仍有在此治丧办事者。

    贤良寺:原座落在东城王府井大街帅府胡同。雍正十二年(1734年)怡亲王舍宅为寺,雍正赐名为贤良寺。二十年后移建干冰盏胡同。三十年代后,方丈为圣泉和尚,交际很宽。东城绅商各界在此停灵、办事的极多。一九五0年改为殡仪馆。

    兴隆寺:在北长街路西,不但可以停灵、办丧事,还可以寄存寿材(空棺)。

    此外,还有德胜门外华严寺(三、四十年代方丈为本荣);东直门外延寿寺(方丈为正和);宣武门外黑窑厂三圣庵(尼僧庙);东板桥华严寺(方丈为玉宗);西直门外高梁桥广通寺;自新路观音院(亦称过街楼);东西南报房胡同北法华寺;崇文门外南法华寺;西直门内南小街弥勒院;朝阳门内南小街智化寺;宣武门外南横街西口路北圣安寺;宣武门外下斜街长寿寺(石评梅死后在此停灵);前门外延寿寺街。

    延寿寺;广渠门内夕照寺;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李

    大钊被害后曾在此停灵)等都有停灵暂厝、办丧事的业务。

    远郊的香山卧佛寺、碧云寺也都有停灵暂厝的。例如:孙中山先生1925年病逝后,即在香山碧云寺暂厝,现在仍有先生的“衣冠□”和纪念堂。另外,有的庙宇素来没有停灵暂厝的业务,但与之有特殊关系的人亡故,有时破例在此治丧。如西城宝禅寺胡同 (今保产胡同)广善寺没有停灵、办事业务,只有前清翰林郭小禄在此停灵、治丧。

    道教宫观应停灵暂厝的只有朝阳门外神路街的东岳庙。

    东岳庙始建于元代,明、清两次重建。民国初年主持为华明馨老道长。东岳庙西跨院有二十来间房,专用做停灵暂厝。这是因为从前灵棺不准进城而设立的。该庙在朝阳门外,东通通县,是当地水陆要道,有些官员绅商死在外地,灵柩要运回北京安葬,不能运进城里,只能暂厝庙内,当时庙内雇有伙计三、四人专门伺候停灵。

    旧时,一般大户人家办丧事都喜欢请东岳庙的道士念经,因为该庙的法衣多,有时送一回疏,就换一套法衣。开始,请该庙道士念经都不讲价钱,事后斋主再给封“香资”,这只有多封的,没有少给的。后来慢慢就先讲价钱了,民国十几年期间,念经管斋一天五角,不管斋的每天一元。该庙因系子孙院,道士人少,不够出一棚经,就与火神庙道士共同出经,因为火神庙道士念经的韵调、做道场的仪式都和东岳庙相同。

    此外,可以在道庙里办丧事的有:火神庙:在地安门外大街桥北路西。始建于唐贞观六年 (632 年)元至正六年(1364年)、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均奉□重修。

    清末以来,该庙除对外应法事外,可以按佛、道两教的仪式在此治丧(一般只是开吊)。当时,主要是地安门外的一些绅商富户,有丧事则求助于田子久方丈,要求借地方办事。三、四十年代时,田子久为华北道教会副会长,上至政府要员,下至绅商各界,广为结交,威望很大,因此火神庙的香火、法事都很兴旺。虽不办停灵暂厝,有至交者则例外。如唱京剧的武旦王长林与田关系甚密,死后即在这里停灵。

    吕祖阁:在和平门内半壁街。庙宇较小,丧家只能在此开吊,并无停灵暂厝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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