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的殡葬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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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夏、商、周三代对鬼神和政教的态度差异,《礼记·表记》中有一大段讨论:“子曰:夏道遵命,事贵敬神而远之,近人(情)而忠焉。”这是孔子对三代政治原则所持的看法。“遵命”和“事鬼神”,在这里成了一个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两个施政原则。“遵命”,孙希旦解释为“谓尊上之政教也。”“事鬼神”即为迷信鬼神。就是说,夏代崇政教,通达人情之实(“忠”),对鬼神则敬而远之;殷商人尊神敬贵,先鬼神后政教,或说以鬼神之名义伸行政教;周人又回到了夏代政治的立场,并以“礼”来规范各不同等级者的行为。在这里,孔子比较推崇夏代政治,说后世“弗可及也矣”,如前述,他本人对鬼神的存在也是质疑的,并拒绝谈论鬼神、死亡券问题。自然,他也羡慕周代政治原则,时常以“周礼”的继承者自居,如“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是说,周代的政治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并予以了发展的,多么丰富多彩啊,吾主张周朝的。
    一个时代,不同的施政原则(如遵命或事鬼神)必然要影响到该社会的风尚,进而影响到丧葬习俗。因而,透过这些施政原则,我们大体可以窥到那些时代的丧葬情况。夏代重政教而远鬼神,人民“朴而不文”,即朴素而不琢,尽管现在还未发掘到足以认定的夏代墓葬遗址,但据此可以断定:夏代对隆丧厚葬不会有很大的兴趣。同时,那一时代的社会财富也不大允许人们搞隆丧厚葬。
殷商人重鬼神的政治原则,必然导致隆丧厚葬,这从殷墟考古挖掘中已被证实。殷商人的人祭、人牲和车马陪葬等奢侈行为即便后世也难以匹敌。秦始皇陵虽奢侈极丽,但毕竟只是一时现象,而殷商的隆丧厚葬则是一个时代的嗜好。如前已述及的殷墟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武官村大墓的面积约340平方米,容积为1615立方米,墓中的殉达79人,此外还有马、禽兽等,它还只是殷墟的中型墓。此墓曾被盗,各类陪葬品已所剩无几,故无法统计。妇好墓规模较小,系商王后之墓,墓口长5.6米,宽4米,深7.5米,但保存较好。墓中人殉16个,出上陪葬品有生活用具、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玉器等共计1928件,品类齐全,简直就是一个殷商时代的博物馆。殷商人大肆地隆丧厚葬并大量地使用人殉、人牲系出于崇尚鬼神的世界观,再考虑到殷商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他们对鬼神的信仰已达到了非常狂热的程度。以此观之,文献所载殷商人“重鬼神”确实不虚。
    周人又重新尊政教,且以“礼”规范之,荒年则“杀(减省)礼”。“礼”是规范人的东西,鬼神在国家政治中已退居其要地位。“三礼”之书多殡葬规定,《周礼·大司徒》中有十二项荒年之政,其中第八项是“杀衰”,即简化丧礼的仪节。如前述,从考古挖掘来看,周代对丧葬及人殉、人牲的热情相对殷商人已急剧降温,这一时代更重视的是按“礼”的规定来安排丧葬。僭越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据《死亡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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