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普通话”的人在南宋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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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淳熙十三年,河南籍士子郑景寔携六岁的儿子郑钥拜访前宰相、魏国公陈俊卿。主客之间固然门户悬殊,却并未影响两家的联姻,陈俊卿主动提出,让郑钥做自己未来的侄女婿。那么,陈俊卿为何一眼就相中了尚在年幼的小郑钥呢?据赵炎分析有两个原因,郑钥除了聪明伶俐之外,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无疑也让身为兴化人满口苏北俚语的陈俊卿动。

在南宋,何为普通话?当然不是今天的北京话,今天的北京话,南宋人称其为燕音,属于胡言乱语之类,听之尤使人伤叹(楼钥),显然不宜成为官方语言。当然也不是南宋行在(临时首都)的杭州话,当时的杭州方言,叽里咕噜的实在不易懂。南宋的普通话,是开封方言,或称广义上的河南话,其中以洛阳话发音最为标准。陆游最有切身体会,他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看来陆游是位普通话专家。

据史籍记载,当时名将张俊为了笼络南方土族,曾学说杭州话,北来的士族移民就耻笑说,张俊没什么特长,只不过会说杭州话罢了。这一方面说明北方贵族届傲自恃,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南宋初年,杭州一带两大方言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赵炎以为,官方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开展了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那些从原首都开封南迁的皇室贵族、文武官员、士人商贾等,他们之间必然说的是开封话。这批移民的身分地位特殊,数量也多。另外,来自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其原有方言与杭州话大不相同,却与开封话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这就与杭州方言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对峙的果,当然是以开封方言取胜而告终。开封话成了强势交流工具和朝廷官话,具有了今天普通话的性质。

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语言的交流,是决定与人打交道是否顺畅的关键。无论是做官、上学,还是经商、求职,都得与人沟通。当掌握资源的一方成为社会主流时,他们的语言必然随之成为强势语言,你不会说,就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粤语不?那个时候,你想在广东淘金,不学会粤语,简直寸步难行。在当时的广东,粤语无疑就是普通话。

生活在南宋时期,不会说普通话的人,会很吃亏的,相反,会说普通话的人,却往往很吃香。如本文开说的那位郑钥,因为会说普通话,不但娶了名门闺秀,还在19岁时顺利中举当了官。光宗时的赣南秀才陈元石,就没郑钥的运气好,因为满口艰涩难懂的客家话,让主考官赵汝愚听得眉头紧锁,导致名字落到孙山之后了。

比较有名气的倒秦(桧)斗士胡铨,是江西庐陵人,他就特别注重口音的矫正,26岁时中进士,已说得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还因此得到高宗赵构的赞许。当时的庐陵父母官,名叫刘敏才,把胡铨会说普通话的本事当成教育孩子的榜样,要求子女向胡铨学习,最后还把大女儿嫁给了胡铨。

不光是做官、做大官、娶名门太太,要学普通话,即便是街头小商贩,也要学习普通话。

在庄季裕《肋篇》里有这样的记载: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外来杭州卖熟食的小商贩,为了吆喝做生意,只好模仿普通话,但只能说一两句,倒也酷似,生动有趣。

那些不会说普通话的京漂,想在杭州混下去可就难了,只有学会普通话,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有个叫王宸的贵州人,原在中央某部门任职,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够纯正,被人事部门穿了小鞋,外放到别地去做知州。征求他的意见时,王宸说,最好安排我去一个有官话说得好的副的地儿,好让我时不时跟人家学,否则,年马月才能调回京师呢!(文/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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