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中的道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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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以自身悠久的历史背景、文化底蕴、信仰仪轨等影响着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民俗在历史的发展中留有道教的影子,二者也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古代许多文人的笔记小说都对民俗中的道教因素有过记载,比如: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潘荣升的《帝京岁时纪胜》、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其中都阐明了道教对民俗的影响。道教对民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民间节日、民间神信仰、禁忌、祈求等方面。


  民间节日  《燕京岁时记》中记载春节是这样说的:“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除春节外,中国的其他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阳(端午)、中秋、重阳等也受道教之影响。


  以端午节为例,其来源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辟说等,最主要的还是以纪念屈原说为主。道教奉屈原为神,“五月朔,家家悬硃符”,天师府更是“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硃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贴之中门,以辟祟恶”。


  端午节在完成从单纯信仰仪轨向纪念屈原的转变过程中,形成各种具有不同时代特色和区域特色的习俗规范,比如吃粽子、赛龙舟等。在川西等地流传的“打李子”风俗则增加了去病强身、孕育子女的功能。


  民间神信仰  民间神灵众多,这些神灵有些既是民间世俗神又是道教中的神仙。比如财神、八仙、碧霞元君、药王、关帝等。其中财神作为主管财富的神明被民间普遍供奉。关于财神的传说和种类在民间有许多说法,在此列举说明。


  道教奉“正一玄坛大元帅”赵公明为财神,其传说较早,在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就有记载,说上帝差遣3个将军督鬼下凡间取人命,3个将军督鬼里就有赵公明,此时他还只是取人性命的冥神。隋唐时期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赵公明正式被封为正一玄坛大元帅,真正具有了财神的职能。


  此外,还有五显财神、财帛星君、关公以及公正无的纣王叔比干、生财有道的陶朱公范蠡、撒钱济贫的准财神刘海蟾等。在财神分类中,也有把比干、范蠡归为文财神,赵公明归为武财神的说法。


  禁忌  民间过年有挂桃符、贴门神和祭灶的习俗。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说:在上古时,有神荼、郁垒两兄弟善于抓鬼,于是民间就在每年过年时,于大门的左右两侧,各挂长约七八寸、宽约一寸余的桃木板,上画这两兄弟的神像,以驱鬼辟邪,即所谓“桃符”。东汉以来,又出现了在“桃符”上直接书写“元亨利贞”等表示吉祥如意词句的形式,名曰“题桃符”。唐太宗以后,道教奉秦叔宝、尉迟恭为门神。挂桃符和贴门神是道教“符”的一种转化形式,体现了民众驱邪辟恶的心理需求。


  而祭灶则更能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神——灶王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上天言好事的功效。宋代范成大的《祭灶词》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熟,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这体现了民间祭灶的生动场景。《燕京岁时记》中有更加具体的描述:“民间祭灶唯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极多,俗谓之小年。”这样大肆地讨好灶王,用糖瓜粘住他老人家的嘴,为的就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祈求  与其他方面相比,民间祈求的范围更宽泛,内容也更多,有求雨、祈晴、祈福、祈丰收等民众参与性很强的活动。这些活动中,许多道教是我国自发孕育的本土宗教,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根柢全在道教。”当代道教不再只将视域局限在宗教信仰和神学研究上,而是开始积极寻求更多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文化因素,特别是用人文学科术语阐释宗教教义,让更多的道教文化合理因素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民俗这一中介,让道教文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点带面重新审视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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