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话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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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的文化史多姿多彩的,但其中不乏共通之外。丧葬文化亦不例外,有道是“人之终,亲朋痛;崇丧葬,世所同”。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的丧葬仪式可谓是缤纷错杂,而崇尚丧葬之理念为其共有。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很快就成为一个小小的却有相当典型的“地球村”。因此,在以后的百余年间,上海涌现出众多冠之以“万国”的事物,诸如万国储蓄会、万国红十字会、万国建筑博览会、万国殡仪馆等等,就丧葬文化而言,近代上海也堪称万国丧葬之博览圣地。
    一、早期外侨墓地述略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世界各地的侨民随即纷至沓来。有来自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臣民,也有来自密西西比河的“商业大王”;有来自北欧丹麦、瑞典、挪威等国的船家(当时后两者合称为瑞瑙国),有来自南欧葡萄牙(时称西洋国)、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等国富于远东贸易经验的商家;有来自法、德、意(时称义国)的古罗马人后裔;有来自古希腊人的子孙;有来自日本的小商贩;也有来自东南亚诸岛国的水、伙夫;甚至还有来自巴西的士兵。
   1850至1880年代间,来到上海的印度人,决不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印籍巡捕“红阿三”,而是印度各土帮王公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大商人,当时他们被称为英属“白头商人”。据笔者在《上海道契》档案中所见,开埠以后不及10年,旅沪外侨大约已波及10多个国家,至20世纪初,在上海的外侨来自20多个国家。他们之中既有爵士、将军、领事、“商业大王”,也有不同层次的传教士、律师、船长,以至小商小贩、士兵、伙夫、劳工,总之,当时旅沪外侨中几乎无所不包地囊括了欧美国家社会之各个层次。
    众所周知,近代上海是在鸦片战争硝烟云散的前提下被迫开放的。期间在上海发生的吴淞战役中,著名爱国将领陈化成率部英勇抗击美国远征军,多少将士浴奋战为国捐躯。战后陈化成等爱国将领受到中国人民高度崇敬,不仅为之举行了隆重葬礼,而且在上海建立了纪念碑。而大多数为抗击列强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由驻沪清军与苏松太道代表清政府,特别是上海人民为之厚殓。然而,鸦片战争并不仅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就是英国人民,以至被裹挟参战的欧美其他各国人民也都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有一大批将校、士兵在吴淞战役中折戟沉沙。因此,当1840年代中期,上海租界刚刚建立,外侨的丧葬问题马上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对于绝大多数上海人而言,一直要到1843年开埠以后才了解到西方人,敬畏上苍,也崇尚丧葬。开埠后的数十年间,上海外侨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英国侨民。1844年英租界的《地皮章程》还未正式形成,来自伦敦差会的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st)已经在黄浦江畔永租了一块土地准备营建英侨墓地,它坐落在今福州路、汉口路拐角上,当时这里东北两面都是农田,南面原为一条小河,尽管租赁时原先农户已经将之填高,然而,地势终究还是太低而不宜丧葬,所以麦都思于1847年就将这块地皮与美商林赛(Lindsan)永租的第27号地块作了交换,它就是近代上海著名的“麦家圈”(今为黄浦体育馆所在地)。不久麦都思就以“英商承董义冢会”董事、司账名义,在此营建了上海有史以来第一个外国人墓地。
    时隔不久,法国教会的望德堂、三德堂及美国传教士文惠廉等也先后在法租界与虹口地区为本国侨民建立了墓地。不仅如此,从现有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咸丰七年(1857)上海还出现了来自希腊的侨民向清政府要求永租土地,以建立本国侨民墓地,只是由于希腊当时没有驻沪领事,因此,只能请英国驻沪领事出面代为申请,而且,很快得到了英国驻沪领事及上海道台的批准,在上海27保3图被称作柿子园的地方租到了一块地皮,以解决丧葬问题。以后甚至来自巴西的侨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二、中外人士共同具有的三种丧葬理念
1.将人的生死与主宰一切的上苍的意志连在一起崇尚丧葬的理念。
就上节述及之外侨墓地建立过程和当时一般西方人对上帝信仰程度而言,我们不难看出,旅沪外侨无论来自宗主国还是殖民地,都将生死与主宰着世界的上苍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十分崇尚丧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和尊重弱小国家甚至殖民地侨民的丧葬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存于旅沪外侨头脑中,也同样为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价值观所接受,只是崇拜对象不同罢了。在中国非基督教徒的葬俗中,更多地体现着祖先崇拜及儒、释、道等伦理或宗教内容。
2.从近代上海的葬俗上,反映出世界各国民众具有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相同理念。
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体现了生活在小农经济境里的人们的归宿观,这种理念同样存于绝大多数旅沪外省籍华商头脑里。如在著名的广帮商人徐润家族中,他的伯父徐钰亭原是宝顺洋行的大买办,1844年随宝顺洋行来到上海,不久便成为沪上首富,20余年后“自感诸事力不从”,就将洋行事务交给徐润,返回故里后不久便去世,安葬在广东香山祖坟,这是种典型的叶落归根丧葬理念在近代社会的表现形式。至于徐润的侄子经徐润引荐到上海宝顺洋行工作,1862年因“时疫”而不幸亡故,只能暂时后错柩于广肇公所的丙舍中,迨至是年底,由徐润亲自扶柩还乡归葬于香山祖坟。这也是种叶落归根的丧葬理念表现,并多为外省籍旅沪商人亡故时遵循。
    这种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归宿理念,同样在外侨社会中上层人士中存在。如被当时外侨称为“商业大王”的洋行大班、领事、上层传教士等,这些大人物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多在年事已高、行将归林之际,回到家乡,长眠故土,如近代最为臭名昭著的鸦片商兰士录·颠地(L ancelot Dent),创办第一家中文报纸《申报》的美查(Major),第一家进入上海的英商银行——丽如银行沪行经理兰格雷(Lengley),原伦敦著名食品商、上海最早的百货商店——福利公司创办人霍尔茨(Holts),被法国政府誉为“在中国最高度地代表了我们国家进步的侨民”并授予荣誉勋位团骑士勋位的著名法国丝商比索内(Buissonnet一译为皮少耐),著名印度商人达达波伊·鲁斯唐姆吉(Dadadhoy Rustomjee)等。其中,美查(Maior)的墓地及墓志铭已由德国著名汉学家瓦格纳教授于1997年前后在苏格兰发掘整理出来了。
    至于旅沪外侨暂时将灵柩安顿在上海,以待适当的时机由其亲属不远千里扶柩归里,可以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的小女儿白囡为例。她从小就跟随敏体尼来沪,在上海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以后,嫁给了利名钟表行经理人爱德华·施密特。1862年8月,因上海爆发鼠疫,新婚不久的白囡不幸被鼠疫夺去了生命。病逝后,最初只能将灵柩停放在施密特住宅内一个点着蜡烛的临时灵堂里,等待着移到新教堂的停尸室去。当时,新教堂所有的房屋都是用木头和砖块建造的,惟独停尸室完全用石板和大花岗石建成,教堂建筑内部的这种差异,也足以说明西方人对亡灵的尊重和对丧葬的崇尚。
3.对客死上海、无力归葬的中外人士,社会公益性慈善组织皆施行人道主义赈济辅助理念。
    早在开埠前,各地旅沪商帮都在上海建有各种会馆、公所,它们的职能之一就是营建“义冢”,设立“丙舍”。除部分富商因某种原因落葬“义冢”,或将亡故亲人扶柩归籍前暂厝丙舍外,这种“义冢”、“丙舍”大多用来安葬或暂厝客死上海、无力归葬的贫苦同乡们棺柩,虽说他们归根无望,却还能借助会馆、公所创设的义冢、丙舍,在异乡客地与同乡故人一起在九泉之下相邻相伴,“俾游魂白不致风雨之摧残”,此时诸如公所这样的同乡组织,充当了为旅沪邑人照料生死的慈善家角色。
    这种情况在近代上海的外侨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如 1840年代鸦片战争或 1850至 60年代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束后,脱离了英、法远征军而旅居上海的士兵;当时在上海西人社会中被称为“穷恶人”的个别冒险事业并不成功的西方流亡者;失业或无固定职业的外籍雇员,甚至包括部分洋行的下层员工等,他们自身处于外侨社会低层,且在上海往往是单身一人,举目无亲。这些人未必不存有叶落归根的意念,但是,由于贫困或其他原因而难以归葬故土。
    于是在上海的各国教会创办了一系列“义冢”,以帮助这些侨民死后入土为安。尽管他们未能圆叶落归根之梦,但总还能退而求其次,与母国同胞聚葬一处,聊以慰藉。因史料难觅原因,目前对发起筹建上述之英商承董义冢会,法国公墓(俗称外国坟山)以至希腊、巴西人公墓的外籍人士的真实身份,尚难确认,但笔者认为大致上属于留住上海的外籍雇佣军士兵及小有成功的小商人,他们自行租地建造本国侨民的义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外侨社会的葬俗里,也普遍存在着社会互助与赈济辅助理念。
    至于在上海首创西式食品业的埃凡(Even)却是个特例。他原是苏格兰农家出身的英国远征军士兵,战后留住上海。鉴于开埠之初上海西式食品严重短缺,于是凭借其熟练的烘烤面包的手艺,首创面包房,时人称之为“埃凡馒头店”。埃凡经营相当成功,咸丰九年(1859)已经薄有资财,并在上海永租了土地,得以跻身于纳税西人行列。至1880年代末,他以为积攒的钱已经足以让他“衣锦还乡”了,于是将所租土地转让给他人,返回了苏格兰。但我们从英册道契档案中见到了他仅仅过了两年又重返上海,并重租土地,最终还是病逝并安葬在上海的纪录。虽然,我们找不到更多的史料足以说明,他再次于暮年从苏格兰返回上海居住的真实原因,但显然不应将其归入因贫困而无法归葬故土者行列,这是应予确认的事实。
    三、多元化的外侨葬俗
    上海曾是近代“地球村”,然而,她终究是弹丸之地,加以作为世界各国贸易与各类商务活动中心的因素,旅沪外侨势必承受着繁忙商务的沉重压力,因此外侨们的葬俗逐渐出现了趋同现象,开埠之初的所谓“义冢”,渐渐转化成“公墓”,进而又扩展为中外人士共葬
    一地的“万国公墓”。凡此种种变化的重要基础,在于他们对丧葬文化具有上述种种相同的理念。
    然而,上海的外侨社会发展史又相当明晰地展示出来自木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村民”们在葬俗上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诸如宗教归宿理念上的差异。虽然,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将人的生死与主宰一切的上苍意志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所谓“上苍”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一般西方人以上帝为万物之主,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也就由教会主持与丧葬有关的各种活动;犹太人则依据自己的教义由犹太教教会主持;阿拉伯人以真主为万物之主宰,信奉伊斯兰教,即由伊斯兰教堂主持;我们还能在昔日上海的俄国东正教教堂里见到斯拉夫人葬礼。
    即使在佛教盛行的亚洲国家里,人们的归宿观亦存在着差异。我们在道契档案里发现,1870年代最早在上海永租土地的日本租地人中,不仅有大仓、三菱等财团,而且还有日本佛教团体创设的“本愿寺”永租地块,并由本愿寺僧侣主持日侨亡故后的丧葬事宜。这说明近代上海社会的葬仪丧礼在呈现世界各国文明共聚一处的多彩景象同时,中外移民在葬俗上还持有某种相互尊重的默契。尽管在某一时期曾出现过令中国人民极其痛恨的事件,如因法租界当局无视华人葬俗而引发的1874年纪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时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分子制造的所谓“日本和尚”事件等。历史事实表明,凡由外国侵略者挑起的种种事端,都将遭到爱好和平、崇尚公理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谴责。
    近代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地球村”,中外民众相互尊重各自的葬俗,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加入WTO、倡言与国际接轨的今天,就我们及世界各国人民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共同探讨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据:海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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