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只言片语却藏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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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丙仲自个掏钱考究墓志铭

陈元通夫妇墓志铭,成为记载厦门历史的最早实物见证

遭受破坏的墓志铭

 

  谱牒记载与墓志记载,两者孰重孰轻,按文史学界一般认识,是以墓志为主要依据,因为墓志的家事记述相对比较准确,而族谱有攀附传闻的倾向。因此,一方新发现的重要墓志铭有时会引起考古界的震动。

  最可靠的历史实物见证

  墓志铭就是石刻成的一部史书,这些石头是会说话的。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石刻研究专家何丙仲称。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何丙仲利用休闲时间,通过大量辛苦的田野调查,搜集埋藏在地下的石刻文字——墓志铭。何丙仲已经挑选收录了厦门160多方重要的墓志,正准备出版一本关于厦门墓志铭方面的书籍。

  作为生者为纪念、褒彰死者而随之埋入墓中的记述其生平颂扬其功德的传记石刻,何丙仲认为,墓志这种埋幽之物的性质和功能和碑相近,但形式上自成一格。它不但记载墓主个人的生平历史、功名官职、家族传承等情况,同时又是美文和书法的精品。虽然墓志难免有谀墓之嫌,但其所载有关人物的时间、地点等要素,以及其功名官职、家世渊源等情况,客观上是比较可靠的,何况一经入土便无遭受篡改之虞,因而千百年来都为士林所重。单篇的墓志如此,如果把一方水土所传世或出土的墓志按照朝代顺序整理出来,还可以透过这种汇编了解到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大体脉络,其意义就更彰显了。

  此外,墓志铭还能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一般来说盛世墓志铭较多;墓志铭也可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才会有墓志铭。

  目前,厦门的墓志铭大多是唐代以后的,尤以明清两代的居多。这些墓志铭是社会发展的记录,涉及闽南人下南洋、渡台湾等许多重要史实,对闽南乃至海峡两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一块墓志也许只有只言片语,但整合在一起,信息就非常丰富了,对地方史的研究乃至整个当代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厦门市博物馆原馆长、文史专家龚洁表示,谱牒记载与墓志记载,两者孰重孰轻,按文史学界一般认识,是以墓志为主要依据,因为墓志的家事记述相对比较准确,而族谱有攀附传闻的倾向。比如,南陈第一到第十世祖的情况纷繁复杂,以讹传讹,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许多人一时难以搞清,等到陈氏唐墓考古发掘,就越来越清晰了,一些疑难问题也随着墓志的出土而迎刃而解。

  1973年,在泉州市东门外石井乡,村民们开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座唐墓,出土了一方《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该墓志证明了南陈入厦的时间是唐贞元四年(788年)。陈夫人就是陈元通之弟陈元达之女,17岁嫁给泉州参军许元简,23岁死于产后痢疾,时年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离陈夷则率家入厦已经过去70多年了。

  200412月,因市政建设需要,厦门对位于湖里后坑院埔立交桥东侧的陈元通夫妇墓进行挖掘。墓中出土的墓志铭是福建省出土唐墓中体量最大的墓志铭,也是厦门出土的仅有的唐代墓志铭和年代最早的墓志铭,是迄今为止记载厦门历史的最早实物见证。

  陈元通夫妇墓志铭与1973年在泉州发现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一起成为记载厦门历史最早、最可靠的实物见证。

  而一些墓志铭也是社会文化、习俗变迁的见证者。

  2009年,在厦门海沧区古楼村水库附近的一个工地,施工单位一辆挖掘机在施工挖土方时挖到了一座古墓。该古墓墓穴内有一方铅制墓志铭。值得一提的是,墓志铭的一边还绘制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这座古墓的大小和方位。据介绍,这张地图可能是这一座古墓的买地券。经过考究,这是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的坟墓,该墓葬是目前厦门发现的明代墓中,惟一刻有地图、使用铅做墓志铭和画像砖的,墓葬中还保存着水银,对考证400年前墓葬习俗有很大价值。

  保护墓志铭需要民间力量支持

  虽然墓志铭对于考古非常重要,但目前社会及学界对墓志铭的认识还不够,对墓志铭的保护力度也不尽如人意。

  厦门的石刻文物众多,特别是墓志铭,对研究厦门的历史与文化有着重大意义。在很多石刻文物遭到破坏的同时,有一些知名学者、民间人士等积极进行各种抢救和保护工作,使大批墓志铭免遭劫难,为厦门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大书特书。

  何丙仲是厦门较早从事石刻文物的收集与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了收集这些石刻文物,何丙仲经常单枪匹马去农村走街串巷,经历了千辛万苦,甚至曾经被人当做来审问。

  有一次,何丙仲单枪匹马去厦门湖里海天路附近一个村庄抄碑。在村庄里游逛时,何丙仲后边有一个人一直在追踪。他知道肯定又被人家当成贼了,因为他出外寻找石刻文物通常穿着破旧的衣裳,皮肤又黑,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工头。最后,经过何丙仲一番解释、出示证件,误会才得以消除。

  除了学者,一些默默无闻的民间人士也为抢救和保护石刻文物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何丙仲的一位朋友吴鹤立就是这些民间人士的典型代表。

  吴鹤立非常热爱文物及传统文化。他对同安一带的文物状况很熟悉,同安许多文物考察活动都是他带路,他也不拿任何报酬。吴鹤立给何丙仲提供了很多石刻文物的线索,并且亲自带他去现场,何丙仲从而得以收集到许多的文物史料。

  何丙仲对吴鹤立很感激,在准备出版的关于厦门墓志铭书籍时,决定与吴鹤立一起署名。吴鹤立不同意,他认为自己并没做什么,书籍都是何丙仲一个人写,把他的名字署上实在不敢担当。何丙仲坚决要署上其名字,何丙仲称:如果没有吴鹤立的帮助,我就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石刻。如果不署上他的名字,我会感到十分对不住他,我也没有其他方式对他作的贡献表示感谢。经过反复的游说后,吴鹤立才勉强同意。这件事在考古界一时传为美谈。

  如果没有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厦门不知有多少石刻文物能够保留到今天?

  填补了众多

  历史研究空白

  厦门大学历史系施伟青教授表示,不少墓志铭确实起到了填补历史空白的关键作用。

  厦门收藏爱好者陈先生收藏了明朝一位泉州籍将军的墓志铭,这方墓志铭是20多年前在鼓浪屿出土的,收藏至今一直觉得是个宝。2009年,泉州市博物馆考古专家还专门来厦门,对陈老先生所收藏的墓志铭进行鉴定。该墓志铭除了有文物价值和地域价值外,是一种见证历史的实物证据,最重要的是填补了《泉州府志》与《晋江县志》的空白。该墓志铭所记载的人物是明朝泉州籍将军屈遗元,而撰写人是他的大舅子张光,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写的内容较具真实性。

  对于墓志铭上所记载的人物,相关学者分别在《泉州府志》《晋江县志》里翻找,但未能找到此人的记载,只找到此人的祖父屈应鳌。该墓志铭上详细记录了撰写人张光启为总兵官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泉州府志》《晋江县志》中也未能找到。因此,发现该墓志铭可以填补《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400多年之缺,并且是一次填补了两位重要的人物。

  2008年,厦门同安区五显镇塘边村在溪仔尾平整征地时,挖掘出两块清代武职官家墓志铭,经过专家鉴定为清代武职官家墓志铭,铭题为《皇清诰封夫人洪惠林太夫人墓志铭》,距今244年。该墓志铭详细记述林太夫人守节54载,侍奉公婆,相夫教子的贤能女德以及50多位三代子孙婚嫁的情况,这对于研究清代中叶的武职官所、门荫制度、官家联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这些内容在一般的历史资料中极少见到。

  墓志铭上记载的内容,很多是史书上没有的东西或者和史书记载不一致,何丙仲认为,这可以起到补史、正史的重要作用,对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极为推崇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认为做学问就应该将石刻和历史古籍相合,这样才能取得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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