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血案频发 用最无力的评论为孩子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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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您有不满去上访,我要活着回家。”这是郑渊洁在泰兴幼儿园凶杀案之后的即兴之作。是的,从南平到雷州,再到泰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屡屡被杀,这样的故事竟已成“老生常谈”。此情此境,任何“理性”的谈论,都不及这一首朴素的小诗,更能安抚我们的绪。

  恶人不仁,以孩子为刍狗。抛开这最近的腥不说,前一天,雷州校园凶杀案发生之时,正是郑民生枪决之日,目睹这一吊诡的情形,敏感的人们会说,是郑民生的“灵魂附体”了。这固然耸人听闻,但不能不令人深思:谁敢保证,雷州、泰兴的行凶者,不是出于对郑民生的模仿?

  我们来分析三名行凶者的身份:南平案郑民生,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雷州案陈康炳,为事发学校病休老师;泰兴案徐玉元,曾被保险公司辞退,并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三人皆因挫折而对生活产生绝望,继而“报复社会”,而报复的对象又都是孩子。这相似的犯罪动机,可以用“犯罪传染”来形容。

  令我们感到恐怖的是,为何杀人的郑民生遭千夫所指之时,竟还有人成为他的后继者?我们应该记得,面对宣判时,郑民生竟高呼自己无罪!是什么让他感到作恶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雷州案发后,陈康炳试图跳楼自杀,是什么让他在寻死之前偏要拉上无辜的孩子作为“垫背”?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人的行为都不是孤立的,包括杀人。否则,杨德昌导演不会用3个小时的电影时长,来追忆那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这三件凶杀案,必定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我们无意为嗜血者的罪责进行开脱。其实,他们所遇到的挫折,回来看,并算不了什么,可为何竟至于对人生无望,对社会仇视?当我们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凸显出来,当“富二代”极尽炫富之能事的新闻频频登上报章;当本就十分脆弱的人性,偏偏逢上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后果必定是糟糕的。

  三名凶所遭遇的绝望,更多还是与他们个人有关。但我们还必须警惕的是,如果有人真地遇到不公,而走投无路之时,他们是否也会选择这样的发泄渠道?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因此,如何建立一个通畅的民意发泄渠道,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实,在这三件凶杀案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种“犯罪传染”。南平案发之后,被害小学生的同学曾给郑民生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道,“有仇恨请去杀贪官”,这样的话语从孩子口中说出,不能不令人叹息。而其实,这大概是整个社会的思维。这也是为何同样是向无辜者行凶,杀害警察的杨佳却没有受到太多人的斥责,甚至还得到个别人的喝彩。

  此次泰兴案中,同样暗含着这样的思维。案发后第一时间,关于事发幼儿园究竟是不是“贵族幼儿园”的怀疑很快得到政府澄清。试想,如果这真地是一座贵族幼儿园,是否大众对杀人者就少了些许愤恨?

  从这个角度讲,也许杀人者没有那么强烈的仇富心态,这种心态却的确是在社会蔓延的。如何让各社会阶层间能够平和的面对,真正建立“富而不骄,贫而无怨”的和谐社会心态,方才是杜绝此类案件再发的根本之策。

  悲剧既已发生,接下来就是“亡补牢”了。怎样切实保障校园安全?前天的一则花边新闻——广东一富豪聘请少林高僧为自家小孩当保镖,让很多人咋舌。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得起武林高手。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公共安全维护者,不只是在高官的迎来送往中才集体现身,他们应该晓得,哪里才是他们最该尽责的地方。

  最后,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怎样抚慰受害者?作为被告者,留给郑民生的,除了枪决,还有几百万的民事赔偿。但当枪声响过之后,死伤的孩子家长,真能拿到那些钱吗?我们期待,当行凶者无力承担对受害者的亏欠之时,国家、政府可以担起这样的责任,即动用国家赔偿机制,尽可能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

  回到开头,当孩子一次次成为受害者,任何评论都可能是无力的。我们只是期许,这是最后一次就这样的话题作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孩子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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