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昆明公墓:被湮没的“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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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公墓:被湮没的“铝迹”

1938年至1945年,中美飞虎队成员共牺牲3386人。1938年后,一座空军公墓出现在了昆明巫家坝机场附近,曾有800多名中美空军烈士埋葬于此。然而在最近的60年间,这座墓地逐渐“消失”,被历史尘封。与飞虎队的光辉战绩相比,他们的身后命运曲折而悲怆,怒江峡谷中的“铝迹”似乎有逐渐被淡忘的迹象……

残存的墓碑不多,且都已被严重破坏

消失的名字

1958年,烈士墓碑被附近村民拉走用于修建水库;“空军公墓”逐渐破败废弃。在此后的30多年间,他们彻底被遗忘,成为历史的一粒尘埃。周绥鼎、陈文灼、梁绍刚、徐乾三、谢扬武、欧阳富、衣纯烈……

用清水冲去墓碑上红色的泥土,一个个被尘封的名字开始显露出来。他们长眠于此,最久的已有72年。

抗战胜利65周年。9月4日早晨,昆明飞虎队研究会的秘书长朱俊伦组织工人到昆明东南郊的长春山,将仅存的12块墓碑挖出来,送到专家处修复,“以前没有找到合适的修复方法,就暂时将墓碑埋在这里。”

3年前,昆明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在昆明市东南郊的小山上找到了这块被遗忘的墓地。每块墓碑长度约为1.2米,宽为0.6米,厚度约15厘米,为方正的大青石条。墓碑的上方刻有国民党空军徽章;中间为“某某烈士之墓”;左侧下方为设立机构“空军军官学校”(昆明航校)或“空军第五陆军司令部”;右侧为埋葬时间,最早的一块为“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最晚的为“民国卅五年三月”。很多墓碑都不完整,有几块中间被掏了一个碗口粗的大洞。这些墓碑曾用于铺设水库的涵洞,而那个打穿的大洞则是一个出水口。

记者看到,时至今日,这里仍旧一片荒凉。荒草有1米多高,塌陷的墓穴只是被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浮土。除了路边的两块纪念碑,没有任何标志物。

墓碑大多已被用来修水库

1941年,陈纳德将军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昆明为大本营,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由于航空队的队徽为插翅飞虎,战机绘成鲨鱼的形象,中国人亲切地称其为“飞虎队”。

“飞虎队”最初只有100多架飞机、200多人,鼎盛时期达到了3000多架飞机1万多人的规模。根据孙官生统计,1938年至1945年中美飞虎队成员共牺牲3386人,其中美国士兵2264人。在云南空战和坠机牺牲的飞虎队员的遗体,都安葬在了昆明。但与飞虎队的光辉战绩相比,他们的身后命运却曲折悲怆。

1938年,中国政府在昆明东南郊巫家坝机场附近兴建了空军公墓,安葬阵亡将士;1953年,墓地被侵占,整体搬迁,地上的祠堂等建筑被拆除;1958年,烈士墓碑被附近村民拉走用于修建水库;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境,“空军公墓”逐渐破败废弃。在此后的30多年间,他们彻底被遗忘,成为历史的一粒尘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滇西战场和飞虎队的历史被重新重视和挖掘,2007年,孙官生经历了一番曲折后,才在昆明郊外的这座长春山上,重新发现了这块已经荒弃的墓地。

孙官生说,当时的景象让他触目惊。公墓遗址约有十几亩,分为东西两片,中间有一条小路穿过。西侧已经被夷为一片平地,曾经种过庄稼,看不到墓地痕迹。东边则为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树林内就是密密麻麻排列整齐的坟墓,但是茂密草丛中的墓坑已经很难辨认,棺木都已经腐朽塌陷,初步估算约有500处坟茔。飞虎队研究会在墓地边竖立了一块“昆明飞虎公墓”的纪念碑,并通报政府,希望加以保护。2008年,孙官生又在附近的水库工地上收集到了12块破碎的墓碑。

但他们的名字,何时牺牲,恐怕永远无人知晓了。

线索疑云

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在坠落中遇难,那么他们是否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山林?是否能够最终脱险?这些烈士的遗都埋葬在哪里?飞虎队是否有专门的墓地?

孙官生介绍,第一次接触到远征军与飞虎队的史料是在1992年。当时他还在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省委派他去怒江州福贡县搞机构改革试点,担任工作组组长。

在福贡的工作中他接触到了两段历史。1942年三四月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撤退回国,经过福贡县,那支部队是杜聿明的第五军。此外,怒江峡谷之中坠落了大量的飞机遗骸,而这里正是驼峰航线的必经之处。孙官生后来计算,坠落怒江中的飞机有27架之多。于是他又进入贡山县独龙江,在中国最封闭的地区发现了3架飞机残骸

驼峰航线全长1199公里,从中国昆明、成都等机场向西、向南穿越怒江峡谷,喜马拉雅山脉,途经缅甸,到达印度的汀江等地,是抗战中后期最重要的一条运输通道。

1999年,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受邀参加国庆典礼,随后重回昆明参观。在昆明饭店,陈香梅约孙官生吃饭,希望他能够宣传飞虎队和陈纳德的事迹。

“尽管我对这段历史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展开大规模的宣传仍旧面临一些政策上的风险,毕竟当时正面战场的报道很少,飞虎队的故事更少。”孙官生说。不过他还是答应了陈香梅的要求,“因为抗战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随后孙官生等对飞虎队展开了更深入的走访和研究。调查中,他们在怒江峡谷发现了一架C53运输机的遗骸,这架飞机坠落在中缅边境中国一侧。但是机舱里并没有发现遇难者的遗骨,附近也没有找到任何遗骨。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孙官生的心头——坠落飞机中的飞行员去哪里了?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在坠落中遇难,那么他们是否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山林?是否能够最终脱险?这些烈士的遗骨都埋葬在哪里?飞虎队是否有专门的墓地?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密林中寻找墓穴

从公开的资料看,抗战时期空军墓地比较分散。缅甸同古英国圣路加公墓、仰光爱德华烈士陵园和中国垒永公墓都安葬了一些美籍飞虎队成员,但数量不多。重庆南山空军坟安葬了大约240位中美空军官兵,规模较大。另外,就是传说中的昆明空军公墓。由于飞虎队的司令部设在昆明,3个中队也在昆明,陈纳德组建的空军军官学校(昆明航校)就在巫家坝机场附近,所以昆明空军公墓应该是很多飞虎队员的魂归之地。

在很多美国飞虎队员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昆明墓地以及葬礼仪式。美国飞虎队员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中写道:“后来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亚斯的遗体,在那里入殓,运回衡阳基地,然后再运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块墓地,专门用于安葬牺牲的美军人员。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为一个教堂。葬礼是最令人悲哀的时刻,由随军牧师主持追悼会,念悼文,把盖着国旗的棺木放入云南的红土地里,墓穴顶部盖有一块青石板,一个伙伴长眠此处;此时一队飞机飞过墓地上空,低沉的马达声向他们致敬;墓碑整齐地排列着,有一个墓穴空着,是为下一个伙伴准备的。”

但是孙官生在昆明并没有找到这个公墓的蛛丝马迹,偌大的公墓既无文字记载也没有地理线索,仿佛蒸发一般消失了。

意外发现

在呈贡机场附近,尽管没有找到飞虎公墓,却有意外收获——发现了当年飞虎队的司令部遗址。

20世纪40年代,陈纳德、陈香梅一家三口在广州

一个偶然机会,孙官生得到了一本名为《铝迹》的英文书,作者为奇克·马尔斯·奎恩,是一名美国妇女。她的丈夫小劳伊尔·斯图尔特·马尔斯是飞虎队成员,在驼峰航线上牺牲。这条航线一共吞噬了825架中美运输机、2000多个生命,飞机的铝片散落在山谷之间,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从空中经过,可以清晰地看到坠机碎片断断续续连接成一条铝片反光带。

沿着这条“铝迹”就可以到达印度的汀江,怒江峡谷也被飞虎队称为“铝谷”。

丈夫牺牲后,奎恩找到了飞行控制中心的官员和飞行日志,全面了解了丈夫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及遇难的具体时间。为了让其他亲属了解到亲人的最后时刻,她通过艰苦的调查,编纂了一部30多万字的《飞行日志》,详细记录了驼峰航线上失事的825架飞机的最后飞行和坠落经过——从什么地方起飞,到什么地方去,运送什么物资,起飞时间,失事原因,坠机地点,牺牲人数和名单,坠机后的情况,是否得到救助等,这是迄今所见到的飞虎队最全面的一部飞行日志。

这本书中的一段文字引起了孙官生的注意: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在牺牲后被安葬在昆明的公墓,而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军飞机场东北1英里处”,这个线索为孙官生的寻找指明了一个大概的区域。

1942年,飞虎队队员与鲨头形战机

抗战时期,昆明有两座机场——巫家坝机场和呈贡机场。几十年过去了,巫家坝机场东北1英里处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工厂和街道,在此前开发建设的报道中,也没有发现有关公墓的新闻,而呈贡机场周边倒还基本保留了当年的形态。孙官生最初的搜索重点放在了呈贡机场附近,尽管没有找到飞虎公墓,却有意外收获——发现了当年飞虎队的司令部遗址。

呈贡机场距市区约10公里,周边毗邻滇池,有蜿蜒的山峦作为依托,隐蔽性较强。而飞虎队司令部就设在机场外约100米的一片平房内。那是一个七八亩大小的场院,四排平房呈三横一竖排列,每排有十余间房,全部为青砖所建,全部建筑与周围房屋融为一体。

孙官生说,这个曾经指挥着中国空军精华的司令部,当他见到时已沦为一个养猪场。飞虎队当年的一、二、三中队指挥部也在不远处,现在成了工厂的厂房。

“我想,既然司令部在呈贡机场,那么公墓不可能和司令部在一起,于是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巫家坝机场的东北方向,哪怕那一带如今已经变成了工厂、街道。”孙官生说。

荒山上的残墓

长春山有两百多米高,站在山顶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繁华近在咫尺。而当年规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为一片无碑的荒坟,湮没在荒草中。

2007年4月初,他和朋友们在金殿水库边聚会喝茶。闲聊中谈起苦寻而不得的飞虎公墓,云南音乐专家吴学源也在座,他为孙官生提供了一个线索:“昆明陆军学院背后有一座小庙,前些年我常和朋友去庙里品茶聊天,曾听庙里的人说,后面有很多坟茔,是当年美军空军烈士墓。但现场我并没有去过。”

吴学源所指的那个庙叫龙树庵,位于官渡区阿拉彝族乡的小麻苴村,在巫家坝机场的东北方,距离约4公里。村民们多是彝族撒梅人。小麻苴村所在区域也叫“八公里”,而同样位于八公里区域的街庄,抗战时期曾驻扎了大量美国士兵。龙树庵的存在,也符合科斯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中的描述:“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作一个教堂。”

2007年4月3日,孙官生和几个朋友前往小麻苴村实地考察。龙树庵就在滇越铁路边,庙的规模不小,有两进二层的院子,现在庙里已经没有和尚,由几位六七十岁的村民为寺庙服务。

海清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寺里年纪最大的人,生于1938年。海清向孙官生证实,龙树庵背后的台地上确实曾有一个空军墓地,当时,公墓中建有一座中式建筑风格的灵堂,供奉着英烈的牌位,香火不断。其中美国飞行员约200名,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将美军遗体运回国,每个空墓穴上都插了一面美国国旗,剩下约500处中国空军的墓葬。

海清回忆,1953年,这个地方要建一个仓库,政府动员附近村民把墓地整体搬走。当时附近村庄的牛车都出动了,每辆牛车上放一个棺材和一尊墓碑。搬迁的目的地,就是向东约4公里的长春山。现在墓地的原址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村民在仓库边修建了一座30米高的水塔,站在水塔上眺望,可以看到陆军学院的车场。

2007年清明节,海清带着孙官生等人爬上了长春山,在山顶平缓树林中找到了当年迁移过来的坟茔。长春山有两百多米高,站在山顶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繁华近在咫尺。而当年规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为一片无碑的荒坟,湮没在荒草中。据附近村民回忆,1958年“大跃进”,大搞水利建设,而当地又缺少石料,这些墓碑就被拉到水库工地上充当石材了。2008年后,村中土地被征用,水库也被填平。

现在一座长约1公里的现代化厂房已经建成。飞虎队研究会赶在动工前,抢救出了12块伤痕累累的墓碑,这几乎是“飞虎公墓”仅存的一点实物遗产了。

公墓原貌

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节都会有家属来墓地祭扫,号哭声从寺庙后传过,解放后就再没有人前来祭奠了。

飞虎公墓被发现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天津科技大学教授王春祺给孙官生寄来了一些图片,希望够勾勒出飞虎公墓的形态。

其中一张图片是“弗里曼牧师主持葬礼”(上图),3名美国飞虎队员同时下葬,图片背景中有一座中式建筑,飞檐大屋顶,白色的墙壁,由廊柱围合,看起来像一座祠堂或庙宇。

另外一幅照片是一位名叫埃德曼的飞行员的临时坟墓。坟墓建在地面上,前面有一座十字架,地点在昆明空军基地前。

这些照片的信息与附近村民的回忆相吻合:墓地中有祠堂,墓的前面立有十字架。

远征军老兵杨毓骧的回忆,为飞虎公墓提供了一个最完整、具体的描绘。杨毓骧生于1926年,他在1943年进入西南中山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就在“八公里”。学校对面,向南通过稻田的田埂和一塘池水,便能够登上“石塘山空军公墓”,“当时政府并没有起名,只是听当地老乡说,‘石塘山是地名,空军是指中美飞行员,公墓是埋葬烈士的地方’。”

据杨毓骧回忆,墓地坐西朝东,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20米,南北宽约160米。小麻苴村龙树庵背后当时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间有条较宽的山道直通灵堂。村子与公墓之间挖着一条深沟,防止牲畜闯入,沟里种着巨大的柏树。靠近沟边正中,就是灵堂。公墓没有栅栏,东边是入口,竖立着两座高大的木质构的牌坊。靠灵堂砂石路的两边,安葬着一排排的烈士。砂石路的南面安葬着美方烈士,北侧安葬中国烈士。当时都用最好的木料做棺材,外用洁白的大理石砌成,长约2.5米,宽约1.2米,墓碑高约1米许。美方墓碑约有25排,每排约15尊,中方墓碑也有约25排,每排约20尊。

海清老人说,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节都会有家属来墓地祭扫,号哭声从寺庙后传过。解放后,由于这些人的身份“特殊”,就再没有人前来祭奠了。这些死者牺牲时不过20岁左右,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很多还是航校的学生,大多没有结婚更没有后代。他们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岁月蹉跎,这些人和这些坟墓就被忘记了。

据孙官生估计,还健在的飞虎队员在中国不超过100人,他们年龄至少在85岁以上。至今一些飞虎队员仍旧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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