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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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从事外事工作近半个世纪,从燕京大学投笔从戎、奔向延安,他曾陪伴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苏区采访,协助他完成了影响世界的《西行漫记》。
新中国诞生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了朝鲜和平的谈判,陪同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和万隆国际会议,先后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担任外交部长。他在年逾九旬的耄耋之年写就的这部回忆录,记述了他一生经历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中国外交事业所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一九四四年十月,黄华同妻子何理良合影 
  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共事
1944年4月,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上的颓势,企图进一步逼蒋投降和彻底解决中国战局,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号战役”,即豫湘桂战役,两个月之内攻陷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占领了自河南至广西的大片土地。美国的援华飞虎队在长沙、桂林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被日军占领,撤至昆明,只能依靠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队向重庆运输少量物资。国民党军的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外对蒋介石强烈的不满和抨击。
1944年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受罗斯福委派作为特使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他强调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束战争和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国空袭日本的B—29重型轰炸机以及在华北地区进行空战的飞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中共控制区的军民营救飞行员。美军也亟须得到华北和华中的准确军事情报,而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是军事需要,同政治问题无关。蒋介石只得勉强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观察组的建立,同意该观察组直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部领导,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组长。
在史迪威主持下,美军观察组迅速组成。人员来自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毛泽东朱德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同志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投入许多精力。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其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我,马海德任外事组顾问。我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观察组于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飞抵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在观察组到达后设宴欢迎。
到达延安几天后,美军观察组的十八位成员,搬进了延安北门外延河西岸的窑洞和平房内。他们架起了天线,开动发电机,在院子里升起星条旗,迅速投入通信联络和气象探测工作。延安外事组的成员柯柏年、陈家康、马海德、凌青和我作为中方联络员也搬入院内的宿舍。
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给予中共以某种官方的承认。8月初,中共和美军观察组进入实质性会谈。美方提出了一个他们所需的各种情报的清单。为此,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向各根据地下达了详尽指示。毛泽东还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张云逸,请他们选择适当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尽快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情报,以便向盟军提供。
包瑞德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三个小组。第一组由高林上尉率领,于9月初出发,过黄河后亲眼看到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和民兵,用缴获的日军爆破器材摧毁了一个日军碉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目睹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日寇抢光、烧光、杀光后的无人区。这个小组的行程长达二千公里,于11月初返回延安。
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于10月初出发,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最远到达河北的阜平,见闻十分丰富。他们曾在近处观察我军同日军交战并俘虏日本士兵的情况。四个月后回到延安,他们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写了详细的报告。
与第三批观察员同行的还有三个西方记者:沃陶、福尔曼和爱泼斯坦。他们于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的汾阳城几公里的地方。他们目睹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我们在延安观察组接待过几位被敌后根据地军民搭救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和军人,并将他们转送去重庆。根据统计,中共部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一百二十多名,均把他们转送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还接待过一位美国军官威廉·泰勒。他原是一名建筑工程师,1941年12月日本进攻太平洋岛屿时被俘,在集中营做了三年多苦役。1945年6月,日本人决定把他和其他一些美军俘虏转移到中国东北构筑工事。在徐州附近,他趁看守的日本兵瞌睡时,悄悄地从行驶中的火车跳下逃跑,被新四军发现并护送至鲁南转交给八路军。毛主席即指示驻在山东的一一五师护送泰勒至晋冀鲁豫的一二九师,转赴延安。泰勒在延安度过了愉快的两星期,因华盛顿美军总部召他回国,以了解关于美国战俘的情况。泰勒返美前夕,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热情款待了他,到机场欢送并同他合影留念。1990年泰勒重返中国访问,高兴地同我见了面,临别时他送给我两张发黄的照片,是1945年7月他在延安机场上分别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合影,这两张照片包含着许多温暖友好的回忆。
1944年下半年,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史迪威要蒋介石将其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嫡系部队开到西南前线去打日本,而蒋介石坚决予以拒绝。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人来华进行协调。罗斯福派来原陆军部长赫尔利,但赫尔利是看蒋介石色办事的人,处处站在蒋介石一边,还言听计从地把蒋介石撤销史迪威的要求转告罗斯福。
由于罗斯福此时已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海上和空中的打击来战胜日本,中国战场不再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并拖到胜利即可,因此同意调回史迪威。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马歇尔召回他的电报。史迪威的被召回,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改变到完全依靠蒋介石集团,对一些有脑的、主张执行现实的对华政策的军政官员开始压制和迫害。
在中国的抗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时,为争取抗战的反攻阶段早日到来,中共希望罗斯福直接过问中国问题,促使中国问题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中央曾以朱德名义给美国海军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写了一封信,1945年2月5日交给希契上尉带到华盛顿。毛主席也曾致函罗斯福,托当时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克罗姆莱上校发出,但都没有回音。原因何在?我在三十多年后曾同当年观察组成员、后担任美国外交官的约翰·谢伟思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当时美国已经可以从太平洋海上基地对日本实行空中打击,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而且在1945年2月上旬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已达成秘密协定,以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为条件,斯大林保证在战胜德国后三个月内出兵对日作战,因此只要支持蒋介石,使他不投降日本,即可望取得对日本的胜利,不再需要同中共合作。
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谢伟思在延安同毛主席和周恩来有过几次长谈。他给上级写了许多有关中共情况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共产党,而且不要很长时间,它就会统一全中国。他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共合作,认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败日本。他在报告中盛赞中共领导的地区,他写道:“我们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这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中是难以见到的。”
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和民主,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以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又被称为“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尽快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
事实上,国民党根本没有停战诚意。蒋介石抢在1946年1月10日发布停战令的前三天,即已密令所属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并频繁调动部队为扩大内战做准备,企图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美国杜鲁门政府战后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给蒋介石大量援助,并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帮助国民党从西南运了十个军的兵力到东北和华北。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代表到中国来,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
1945年12月19日,马歇尔来到中国。马歇尔到重庆后即去拜会蒋介石,不论他主观上是否力图保持中立,实际行动上是来劝偏架的。在关键时刻,他替国民党说话。1946年3月4日,在三人小组视察七城市之行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亲自接见并主持会谈。那次我担任翻译。在谈判桌上,马歇尔遵照蒋介石关于切断中共与东北联系重要通道的要求,提出要中共军队撤出赤峰,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执行部三委员发布的和字第六号命令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为:为彻底停止冲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
为调处各地军事冲突,军调部向冲突地区先后派出了二十九个执行小组。
第一执行小组被派往绥远(现为内蒙古)的集宁市。该市在停战令规定的时间之前,即1月13日晚12时前就已经在解放区军队里。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生效后强占了该城,后又被中共部队夺回。当3月2日马歇尔、周恩来和张治中三人小组乘坐的飞机降落集宁时,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向马歇尔告状,提出集宁调处的是非问题。叶剑英当然毫不让步,据理反驳。马歇尔见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只好无奈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在执行部成立后一年的时间里,国共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引起执行小组介入的事例不胜枚举。安平事件值得一叙。
1946年7月29日,北平某报称,美军三十一人乘十一辆卡车自天津出发沿平津公路至北平途中,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突遭中共军队袭击,美军有若干人伤亡。美方代表即给执行部叶剑英代表发出备忘录。与此同时,叶剑英分别收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电报。他们都报告说,7月29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出动飞机向我香河地区大举进犯,占领我安平镇,违犯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昌黎会议关于美军不得自驻守防地外出的决定,是非法的侵略行为。叶剑英当即致函执行部美方代表罗伯逊和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就安平事件提出抗议。叶剑英看到,虽然美军和国民党早已勾结一气,但现在是美方进一步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美方已失去调停人身份,变成当事人,谈判因此也由三方变为两方之间的事。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马歇尔对此事件感到十分尴尬,不断求见蒋介石,商量对策。
叶剑英向罗伯逊建议马上派调查小组前往安平地区,得到国民党和美方同意。派往安平的第二十五特别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在北平总部就开始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辩论
由于中共、国民党和美方各执己见,调查陷于僵局。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叶剑英代表发表了关于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公布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的调查报告。安平事件不但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片批评声。人们注意到,美国人在中国内战中已陷得很深,主张撤退美军。杜鲁门政府也觉得脸上无光。马歇尔于是下令撤走秦皇岛和天津塘沽的美军陆战队。
1946年7月,国民党向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的军队开始进攻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和海南岛等解放区,中共中央指示,我解放军,必须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军调部三方的斗争,也随之更加激烈。
1947年1月6日,马歇尔接到杜鲁门的命令,召他回国任国务卿。不可否认,军调部的使命是彻底失败了。10日,周恩来在南京一个大会上据实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的路线,同时批评马歇尔将军执行美国政府蓄意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1947年3月,蒋介石扬言要进攻我陕甘宁解放区。执行部中共方面奉中央命令撤退驻北平的最后一批人员。2月7日晚,叶剑英代表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向北平各界四百余人告别。他在讲话时说:“此次调处破裂实是反动派一手造成,我们的离去是不得已之举。但离去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正如我们所预期并向中外记者宣布的,两年后将再见面。果然,在两年之后,1949年3月叶剑英作为胜利之师的将领回到北平,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中共方面谈判代表之一的薛子正将军任北京市副市长。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陪同邓小平同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后,在钓台国宾馆养源斋宴请撒切尔夫人一行。
 

1989年5月,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期间,施密特说:“都七老八十的了,随便坐下来说说话吧。” 
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
1971年10月25日晚,第二十六届联大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这是我国二十二年来同第三世界为主的国家共同努力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国际正义的胜利,昭示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1971年11月到1976年12月的五年间,我任常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代表。此后六年我又以外长身份出席联合国历年大会。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针对美苏争夺加剧,第三世界力量壮大的形势,中央指示我们在联合国的工作方针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广泛宣传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因此,它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利益以及用好联合国宪章给予的这一重要权力为己任。在日益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几乎每一两天便有来自世界某地发来的有关冲突和战事的报告和申诉,安理会立即投入紧张的磋商和会议。我在纽约常驻的五年期间,几乎没有闲暇的周末。频繁的请示报告和中央指示使纽约和北京之间的往返密电数量与日俱增。自从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以来,外交部的密电数量增加了一倍。
联合国是国际最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为各成员国外交官自由接触交往提供了方便。在我国进入联合国头五年,我代表团利用联合国的有利条件,同十几个国家进行建交谈判,并签订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公报。根据我国“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理念,我们重视同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交往,我常常到挂有我国赠送的巨幅长城壁毯的代表休息大厅去同别国代表会见。非洲朋友特别高兴同我打招呼和交谈,他们反映说,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常驻代表从来不步入这个大厅。
联合国的工作对外交官的锻炼也是多方面的。在审议某个议题时,要面对一百多个国家代表。既要表明我国鲜明和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讲究外交斗争艺术和用语,不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国代表的发言特点是观点明确、道理透彻,集中批评超级大国的错误对外政策和霸道行径,因而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赞许。
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岛,在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敌性国家。美国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人员的行动不得超过纽约市哥伦比亚广场以外二十英里半径的地域,如需要去超过二十英里的地方,须在四十八小时前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并获得批准。只要我代表团的车辆一出门,立即有警车尾随“保卫”。
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在纽约工作了42天,于圣诞节前结束工作,我和40余位同志留下来,开始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团和日常工作。
圣诞节在美国人目中是特大节日,一个月前,家家户户即已开始布置房子,把圣诞树装饰得很漂亮。面对着中国代表团入住的罗斯福饭店第十四层约十米远的地方是一家美国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我们注意到对面窗户上挂出一大幅招贴画,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下面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running dogs)。”这大概是美国式的幽默,他们一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于是把自己说成是走狗,为的是博得中国代表团一笑。
尼克松访华和我与基辛格在纽约的秘密联络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尼克松抵京后三小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和基辛格,从哲学问题讲起,谈笑风生,寓意深刻地讲了许多,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最近两年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说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尼克松总统的来访,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创举。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尼克松总统的讲话富有哲理,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此后几天,周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乔冠华副外长和基辛格继续商谈访问结束时要发表的联合公报。26日,周总理陪尼克松一行去杭州,27日到上海,双方就联合公报最后达成协议,28日正式发表,称为《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表明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和平共处。《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28日,尼克松满意地离华返美,周总理也从上海飞回北京。毛主席指示,安排五千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总理从机场直驱中南海,向主席汇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但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障碍要克服。由于我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并行的,中美间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于是,1972年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于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
我和基辛格会面时,我方出席的有过家鼎和施燕华,美方出席的有温斯顿·洛德。美方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在寒暄中,基辛格谈笑风生,并享用着茶几上的点心。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在越南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美国国务院对我们的会晤一无所知。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一概不过问。
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来往。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安排了基辛格的几次访华,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科技和文化往来,使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是我在纽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约的曲折进程
1972年9月,当菊花飘香、枫叶正红的金秋,我在纽约(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听到了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恢复邦交的喜讯。
在国际和两国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推动下,日本新内阁首相田中角荣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于9月25日率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及52名高官乘直航专机飞至北京,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谈判。
中日两国历史上虽有一段极不愉快的岁月,但我国总理和日本首相经过多轮认真而坦诚的谈判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之后,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一行,气氛十分友好。29日,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这一声明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篇章。
联合声明的第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光荣使命,即谈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任日后竟然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更没有料到,根据联合声明所进行的缔约谈判是那样艰难而曲折。从中日联合声明规定进行缔约谈判到最终完成,竟然整整花费了六个春秋的漫长岁月。
1974年12月,在中日缔约谈判拉开帷幕之际,田中因陷入权力与金钱政治交易的洛克希德受贿案而被迫辞职下台。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在党内外反对派干扰和苏联强大压力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退缩不前。日本媒体也有不少避免刺激苏联不可自陷困境等慎重反对的论调,在日本国内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东京举行预备性谈判的同时,根据中日双方的协议,双方在北京也进行了接触。中方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为首,日方以驻华使馆参赞秋山光路为首,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和问题进行了三次磋商会谈,但都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一直施加强大的压力,其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此情况下,日方更加犹豫,立场进一步后退。
1975年10月3日,日本资深众议员小坂善太郎率团访华,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该团时对中日缔约谈判和中国的原则立场作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一定要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日缔约谈判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方面坚持的原则立场。如果日方感到为难,晚一些时间也可以。反正联合声明还在嘛,与其不明不白地作这样那样的解释,还不如暂时不搞为好,不能从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
为表示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视,邓小平副总理决定亲自赴日本参加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和对日本进行访问。1978年金秋,从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到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我和何理良陪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访日。随行的还有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等。
这是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自复交以来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一致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超人睿智与高尚风范,得到日本人民的高度评价,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互换条约批准书仪式后,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在皇宫会见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天皇的直接会面。天皇表示热烈欢迎邓小平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并对日中缔约表示高兴。邓小平回答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天皇可能被邓小平大度、诚挚的讲话所打动,他抬起头来离开了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拟定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的,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日本《共同社》当天发表评论称,天皇在首次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一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表明了谢罪之意。
在日本期间,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六个在野党领导人,广泛地进行了恳谈。
在访日过程中,邓小平还探望和会见了已故松村谦三、高达之助、石桥湛山、片山哲、浅沼稻次郎、村田省藏、松本治一郎等曾为推进中日友好出力的老政治家、元老和知名人士的夫人、子女及家属。他还让随行的中日友协会会长廖承志专程去医院探望了正在病中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生。日本朋友们对此十分感动。有的家属在与邓小平握手、谈话和合影之际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邓小平还分别会见了对中日复交作出决断和重要贡献的田中角荣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前外相,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事后日本报刊和各方人士纷纷感言,认为中国人够朋友。
邓小平在日本广播俱乐部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各国记者所关心的问题,是这次访日的一大亮点。他沉着、坚定、自信、灵活自如,又很幽默,特别是就钓鱼岛问题,邓小平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你看名字就不同嘛。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后来人们概括成的八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此次负责接待邓小平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只有他才能作出这般深谋远虑的回答。”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产生了超乎人们想象的效应。两国高层人士和政要互访频繁,经济贸易往来陡然大增,文化和科技交流旺盛,两国间上百座城市结为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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