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殡葬的生命伦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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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生命伦理学比较着重在科技发达下的医疗课题,似乎是属于医学伦理学的分支,关注的是生物医疗技术对当代医学造成前所未有的新难题,以及对传统伦理生活的新挑战。这些难题与挑战主要涉及到人类生命的生育与死亡等两大课题,在生育方面是着重于生殖技术与生育控制技术的突飞猛进,干预与改变传统自然的生殖过程,这种医疗科技的进步可以让人们重新掌握生与不生的权利,但也可能因此而危及原有家庭与社会的伦理构。在死亡方面是着重于器官移植等高度科技的发达,救活许多本应死亡的病人,干预与改变传统自然的死亡过程,可以说是医疗技术制造出来的新福音,但也可能因延长死亡造成种种的后遗症,衍生出不少道德与法律课题。殡葬礼俗主要是在死亡课题上与当代生命伦理学有所交集,关注的是科技发达下面对死亡的生命质量课题,医学可以延长死亡的时间,却依旧无法阻止死亡,不能取代殡葬礼俗的文化与伦理地位。当代殡葬礼俗必然要延伸到医疗体系之中,不仅关注临终者要获得良好的医疗照顾,更要保障其生命质量的尊严与权益。
    殡葬礼俗可以说是直接面对死亡的伦理制度,建立起从临终到死亡后的礼仪操作系统,是将个体生命安置在社群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发展出符合伦理道德需求的社会体制,来帮助人们在死亡的过程中依旧能维护良好的生命质量,亡者可以在礼仪的协助下以最佳的生命状态平静的面对死亡,同样地生者也可以在殡葬礼俗的整套流程中,提升到最佳的生命状态来度过死亡的考验。殡葬礼俗主要在于建立生死两无憾的生命质量,让逝者魂安,得以安详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也能让生者慰,得以宽解其亲人死后的心理悲伤。这种生死两安的殡葬礼俗,是以仪式活动来重建生命存有的价值体验,在进退如仪中感受到崇高自在的生命质量,强化生者与亡者相互感通的情感枢纽,双方虽然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有些许的不舍,在殡葬礼俗的践履下,都能获得精神上的疗养作用,体验到自然的生死秩序与运作法则,重建和谐的人文价值世界。
    现代人缺乏了寿终正寝的文化教养,不珍惜与亡者做最后诀别的礼仪,改以最终的医疗抢救来替代临终礼,忽略了共享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光。有些宗教相当重视临终礼,如基督宗教有对临终者象征赦罪的终傅圣事礼仪,由神职人员为临终者抹油祝福,象征其灵魂将被基督扶起与拯救,相信在上帝与耶稣的赎罪下灵性得以永生。当代佛教有的以临终助念礼仪替来代临终礼的作用,凭借大众念佛的法力,协助临终者能提起正念,直接与佛菩萨的愿力相感应得以往生净土。当代殡葬礼仪有必要重新复振临终礼,应是全民性的礼仪运动,引领亡者与生者都能无怨无悔地度过临终的最后旅程。
临终礼的文化内涵,就是要教导人们学会如何直接面对死亡,建立起生命质量伦理。所谓生命质量伦理,是指人的生命体验从生前到死后都能保有安身立命之道,能坚持自己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信念,以及一贯的行为实践,既使到了面临死亡的阶段,仍能保持心灵的自在解脱,这种精神认同的生命质量,还须仰赖周遭生者的伦理协助,从灵性或心性关怀的立场,支持临终者在人生的最后片刻中依旧保有尊严的生命质量。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追求善终质量的权益,这种权益还是需要殡葬礼俗的引导与推广,在共有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下,经由群体关爱的生活实践,使亡者与生者都能自觉到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在礼仪的进展中始终保有满足感与幸福感。殡葬礼俗是社会的善终文化,是要在生者共同努力与护持下,协助亡者平安尊严地完成死亡任务,这是对亡者的孝心与尊重,同时也是对生者的灵性教育与开发,体验到死亡是无可逃避的生命现象,是需要仰赖和谐的礼俗仪式,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通,对善终有积极的体认与实践,避免个人的好恶感情,造成对亡者生命质量的伤害
    现代生死学应建立在“心性体认本位”上面,是能兼哲学性与宗教性双重普遍意义与深度的现代生死学。此主张也适用于现代殡葬礼俗,是用以实践社会共同认可的终极真实、终极意义与终极目标的生命课题,着重在经由心性体认建立起生死信念与生死智慧,落实在生命尽的礼仪实践上,亡者与生者都能自然安然地接受死亡。殡葬礼俗不只是偏重在生活仪式上,实际上是来自于群体具体生死体验下形成的礼俗智慧,存在高度精神性的生命示,意识到宗教终极真实的超越性存有体认,理解到人的心性是源自于终极的流行与发用,殡葬礼俗是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实践,是超越一切世俗权益的高度精神活动,是人们本心本性的自我体认,形成出共同终极目标的使命与任务,以殡葬礼俗的整套流程来通过死亡的考验,成就生命存有的终极意义与道德意义。殡葬礼俗是集体生死智慧的实践,关注的是心性主体的道德教养,不管是亡者或生者都必然要在社会教化中体验人性本善的伦理内涵,亡者是从心性处确认自己的死亡尊严,生者也是从心性处肯定亡者的死亡尊严。
    殡葬礼俗的心性体认,是长期受到儒释道等三教在精神上的教化,发展出自成系统的思维模式与生死态度,其中又以儒家的人文道德教化影响较深。从先秦以来儒家一直是殡葬礼俗的设计者与引领者,建构出完整性的慎终丧礼与追远祭礼,是奠立在以心性为本位的伦理关怀上,重视殡葬仪式神圣交感的人文精神,将生者与亡者的生命互动关系,提升到心性与天道合一的生命体认上,认为死亡不单是个人的生存现象,应是群体道德实践的伦理责任。儒家的心性体验是带有着宗教与道德的双重意义,肯定天命的超越性存有,从贯彻天命处来践行仁道,重视人性本善的自我价值实现。儒家将殡葬礼俗引导为居于心的天理之则,是通向于道德,也通向于宗教,是从宇宙生命的本原来确立人们的行为准则,殡葬礼俗不是外在的形式规范,是心性主体内在修养的行为规矩,是顺乎人心而又通乎人情的伦理活动,是经由殡葬礼仪来延伸与扩大孝道,显示人的诚敬之心可以殡葬礼仪来通向祖先的神灵世界,形成回归生命本原来报本返始,在孝道伦理上将亡者与生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佛教在殡葬礼俗上也是着重在心性体验本位上,是从安身立命的精神源头处体验生命存有的终极真实,领悟了生脱死的终极意义,致力于涅盘解脱的终极目标,彻底破除人性的根本无明。佛教是从人的生老病死等苦患来推动生命的终极关怀,实现真实安稳的无上解脱之道,重视生命主体戒定慧与八正道等心性觉醒工夫。佛教致力于殡葬礼仪是用来安顿老病死等生命现象,基本上是世俗的善巧法门,是要引领人们从一切缘起缘灭的因缘果报中,领悟到缘起性空的本无自性,从当下的本心清净,将生死轮回转向于涅盘解脱。佛教是基于护生的伦理原则参与殡葬礼俗,符合无伤原则与增益原则,协助人们得以离苦得乐,增进自身的福德与智慧,求取生命当前的平安喜乐,进而能求取生命的究竟解脱与求取无上正觉的究竟圆满。佛教在殡葬礼仪中为亡者超度,是基于护生的伦理,从生前延续到死后,化解人们趋生避死的心态,从自身心性的忏悔仪式来协助父母与祖先也能从死亡的历程中上达于解脱之途。
    道教也是基于心性体验本位来参与殡葬礼俗,肯定人与道相互契合的生命体验,重视自我心性的精神锻炼,生时能延年益寿,死时能成仙自在。道教是将生死视为自然的规律之道,教导生者能以生为喜与亡者能以死为安。道教的科仪法事主要还是从心性的道德主体处下工夫,来不断地提升自我的生命境界,化解善恶祸福的对立与冲突,达到自在与自由的超然境界。道教也以度亡灭罪仪式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从自身参与仪式的忏悔与实修,来为自己与祖先消灾解罪,以为善去恶的决心,放下如释重担的罪业,来为九祖父母拔救出地狱幽苦,展现出信众们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承担。道教是基于济度的终极关怀来超拔一切罪魂,着重在消愆灭罪的增益原则上,其关键在于人们心存善念的灵性净化,在科仪法事的操作过程中能化解一切罪根,也能消灭诸恶来清净身心。道教的殡葬仪式是以可以具体操作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提高生命的质量,强化防恶止恶的道德自觉,在一心向善中消弭各种罪业。
    传统宗教的殡葬礼俗是带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建立起以心性体认为本位的终极目标,带动出人与人相互关怀的生命互助伦理。所谓生命互助伦理,是将个人生命的道德质量提升到社会群体的伦理运作之中,不仅忏悔自我的罪恶,也解除自己的父母与一切亡魂的罪业,以互惠的仪式来成就人际间的互助伦理。这种互助伦理是立足于人们参与仪式的生命修持上,是以自身的道德情操来交感神明的超越力量,实现自我与他人完善的生命境界,不是纯然祈求神助的功利心态,是着重在离苦得乐的人性需求上,帮助人们都能避祸求福,追求人们社会生存的最大功利,是符合伦理的公义原则。宗教的殡葬礼俗活动如果是建立利己利他的伦理原则上,就不能视为纯属自保的功利行为,是基于道德向善的心性修持,不仅能自保利己,进能利益祖先与亡灵,来拯救一切众生。这种宗教礼仪行为是善行下的功利,不是自私下的功利,是以利他来成就生命存有的最大利益。
    死亡虽然是生命存有的临界点,含藏着生离死别的哀伤,却具有着“以死教生”的伦理功能,显示出死亡也有其神圣性的意义与价值,对人类生命的传承有其积极性的作用。所谓“以死教生”,是指人们在历经死亡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来自于心性体验的文化教导,启悟出更深层自我道德与伦理的生命修养,来体现社会群体人际互动的生存秩序,涵养出人们承先启后的生命承担与自我负重的责任感。殡葬礼俗具有仪式教养的文化功能,在面对死亡的礼仪规划与进退动作中,接纳死亡的既成事实,在人死不可复生的体认下,积极地经由仪式传达对亡者的虔诚敬意,以及调适自己承受痛苦与忍受悲伤的能力,孕育出更为成熟的生命。
     “以死教生”的第一层意义是尊重死者生前的德性与功业,如儒家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等三不朽事迹。殡葬礼俗是要引导人们从精神的层面来与亡者毕生的成长历程相交接,不仅继承前人遗留下来的祖业,更要传承其不朽的精神生命,将其道德、事功与言论等德慧精神传播开来,肉体虽然死亡,其遗志却可以不断地发扬光大,可以有助于生命的道德内涵与社会群体的文化发展紧密结合。或者亡者缺乏足以令人感念的德慧事业,其一生的成败得失与哀荣毁誉等事迹,也可以提供人们从中吸取生命的教训,善行有正面的教育作用,恶行也有着引领内自反省的教育作用,兴起反恶为善的道德自觉,能不断洗心责己与悔过自修,懂得珍惜自我的存有生命。每一个体从生至死的生涯历史,都具有教育的作用,可以供后人作为借镜,是以过去的死来教导现在的生,从中建立起价值的传承,使人类的生活不致于永远处在原始洪荒之中,更不会存在于盲目的偶然性规律之下。
     “以死教生”的第二层意义是重视殡葬礼仪的人伦教化使命,在事死的仪式中延续事生的孝养德性。人们对亡者的思慕之情与馈养之爱,更要经由殡葬礼俗来进行适度的调节,不减生前供养父母的善事之情,继承亡者的遗志来扩充自身克己复礼的道德修为,以善尽侍养的心力来承担殡葬礼仪的种种事死的职责,表达终生不敢忘祖的亲亲之情,不仅克尽孝子之责,也教导后人传承尽爱的人文精神。殡葬礼俗是生者最为重要的死亡教育,经由礼仪历程来接纳亲人的死亡,进而认真地珍惜自我的生命价值,是视死亡为生命指引的导师,在勇于面对的过程中可以提升生命质量与人际关系的质量。殡葬礼俗是从死亡的尊严来确立生存的价值,生者尽力地为亡者办理丧事的同时,增进自我对死亡的感受与体验,积极地把握有限的生存时间,创造出深刻意义的人生,进而做好心理的准备,能以平静安详的态度来面对死亡。殡葬礼俗教导人们认识生命离不开死亡的事实,生与死都是代代相传的,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还是要努力地开创自我的生命质量,提升生命存有的意义与价值。
 “以死教生”的第三层意义是疏导丧亲生者通过死亡的考验,能发泄与远离悲伤重新恢复存有的生机。生者在面对亡者的死亡过程中,难免会在心理上产生失落的感受与悲伤的情绪,导致产生出以死伤生的悲惨现象,使生者因丧亲而焦虑与沮丧,甚至失去生活的动能,陷入长期的停滞与无助的痛苦之中。此时是需要透过心理教育来进行辅导,在精神上给与强力的支持,理解到悲伤也是生命成长必经的过程,要勇于面对失落的挑战,重新确认与建构出个人意义世界的崭新经验与行动。殡葬礼俗有助于生者心理教育的辅导作用,引领丧亲者能在死亡的失落中,学习如何自我调适与成长,有如在心理的伤口上敷上良药,发展出因应失落的自体免疫系统。生者面对至亲肉的死亡伤痛是无法避免,但是不可不加节制而伤身毁性,殡葬礼俗是以仪式来引导生者从死亡的过程来重建新的生活规律,重新检视死亡的现象与生命存有的本质与目的,能化悲伤为力量,珍惜现有的美好人生。
    殡葬礼俗是偏重在面对死亡而兴起的生命伦理,对亡者与生者都具有伦理教化的功能,必然要面对死亡的唯一性与不可逆性,这是生命存有的最后归宿,是物质性身体的消亡与不复存在,从求生的本能来说,人们都是恐惧与害怕死亡,但是真正将要面临死亡的人,当意识到害怕也无法改变死亡的事实时,反而会兴起如释重负的解脱体验,勇敢地面对死亡。(据郑志明《当代宗教与殡葬的生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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