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人20余年送54位老兵骨灰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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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老人高秉涵20多年送54位老兵灰回大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
  “活着不能回去,死了也要魂归故里”
  口述 高秉涵
  撰文 张慧敏(军旅作家)
  在台湾老人高秉涵的家中,常常看到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陌生人的骨灰。他曾指着其中一个给笔者看:“这位朋友很重感情,来台湾后再也没有婚,总说老伴还在家里(大陆)等着他,就这样一直盼着回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并在同年12月1日正式实施。从那时起,高秉涵每年数次前往大陆,先后把54位台湾老兵的骨灰送回了故乡。他们并不是高秉涵的亲友,但老人说:“‘回家’,曾经是我的一个心病,我想他们也是,我们都有着同样剪不断的乡愁。”
  近日,在故乡菏泽,老人用颤抖的语调,向笔者讲述了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漫漫回乡路。
  对母亲的最后记忆
  1936年正月,我出生在山东菏泽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父亲是个穷学生,他和我的母亲都是师范毕业,结婚后一直在菏泽的乡下教书。
  1947年,父亲死于非命,母亲下决心送我去南京读书。我清楚地记得,我离开老家菏泽是1948年中秋节前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平日对我十分疼爱,离乡的前一晚,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12岁的我不谙世事,高兴得欢蹦乱跳,而母亲却一口也没有吃,偷偷地抹眼泪。这个情景,成为我日后思念母亲最清晰的记忆。
  离家的那天早晨,母亲和全家人一起把我送上了开往南京的车。印象中,我好像在车上忙着吃东西,而没有顾上抬看母亲一眼,这让我后悔了大半生。我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我和母亲的永别。等我再次回到故乡,已是物是人非。
  很多年后,我才听亲人说,自从我离家,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给生死不明的我摆上一副碗筷。每到这时,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母亲并不知道,我到了南京以后,国军已溃不成军,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再管我们这些求学的学生。我历时一年多,一路跟着国军逃到了厦门。1949年10月16日,我挤上了国军从台湾派来的最后两艘登陆艇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从此,“回家”就成了我的一个心病。
  在死亡线上挣扎
  初到台湾,我流落街头。没有吃的,就在火车站附近捡食垃圾;困了,就跑进台北火车站的候车室睡长木椅。逃亡路上,我的曾被烫伤,到台北后就腐烂生蛆。贫病交加的我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天,正当我躺在长椅上睡觉时,一个老伯伯走过来往我的饭盒里倒了一勺饭。老伯伯姓孔,是火车站的清洁员。后来在孔伯伯的关照下,我当上了火车站的小贩。但没多久,我的双腿就烂到无法行走,孔伯伯带我到火车站医院看病,医生说要是再来晚些双腿就保不住了。
  躺在术台上,我开始想家,想母亲,泪水一串串从上流下来。
  1951年4月,当了一年多小贩后,有一次在候车室,我偶然遇到了在菏泽读小学时的校长李学光。李老师劝我去读书,说我家是书香门第,不能就此荒废了。
  我说我想家、想娘,反正快“反攻大陆”了,等回老家后再读。李老师却说:“傻孩子,那都是政治口号,我们这辈子能不能回去还不好说……”他的话,年少的我还似懂非懂,没有放在心上。
  在李老师丈夫的帮助下,我考取了建国中学的夜间初中部,开始半工半读。夜间部的主任刘泽民是我的菏泽同乡长辈,他经常约我去他家吃一些家乡饭菜。每每说起家乡,都是一副神往的样子。3年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取建国中学夜间部的高中。高中毕业后,为了省去学费,我报考了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
  1962年夏,从法律系毕业的我,主动要求去金门前线的小金门当了一名军事法庭的法官。当时,金门属于艰苦的前线战区,是很多同学尽可能回避的地方。我之所以积极报名去那里,是因为那儿离大陆最近,每每看着远处模糊的家乡,心里就会觉得有些盼头,有点依靠。
  分发家乡的泥土
  在小金门,我平生受理的第一个案子,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当事人是个叫郑凤生的士兵,他的罪名是“投敌”。
  郑凤生的老家在厦门,他是因为想回家探望母亲而犯罪。小金门与厦门一水之隔,天气晴朗时能看到对岸的房屋。郑凤生是家里的独子,父亲早已去世,他被抓壮丁来到台湾。一天夜里,思乡心切的他坐着一个汽车轮胎趁着夜色向厦门游去。谁知海水是旋转的,游了一夜,竟然又游回了金门。
  台湾国防部知道此事后,要判郑凤生死刑,我的审讯只是走个形式。在军事法庭的碉堡里,我开始了和郑凤生的交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做起码有一半见到母亲的希望,不做,就一点希望也没有。”
  “投敌罪会判死刑的,你现在不后悔?”
  “不后悔。”
  “难道你不怕死?”
  “不怕!”
  “为什么?”
  郑凤生直视着我,“见不到母亲,不能尽孝,生不如死!”……
  一周后,郑凤生被执行死刑。他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了。而他的一切罪过竟然是因为要回家看望母亲。探母怎么会有罪?我扪心自问,痛心不已。
  后来,我离开军界做了一名律师。由于懂法律,又比大部分同乡年轻几岁,菏泽同乡就选举我当了同乡会的会长。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同乡会经常搞活动。每次聚会,大家都要说家乡话。听着浓浓的乡音,犹如回到了朝思夜想的故乡。
  在我的记忆中,为同乡分发泥土的那次聚会印象最为深刻。一次,一位由台湾移居阿根廷的山东菏泽同乡回大陆探亲,在回阿根廷途中绕道台湾看望我们。这位同乡给大家讲了乡情之后,拿出从菏泽带来的家乡特产:每家5个红、一个烧饼、一袋胡辣汤、一个耿饼(柿饼,菏泽特产)。最后由我负责给大家分发由菏泽带来的泥土。我拿着一个小汤勺,小心翼翼地给大家分发——总共3公斤泥土,每家一汤勺。分得泥土的同乡都小心地用纸包裹起来,揣进怀中。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拿到泥土后,没来得及包好,刚出门就被一阵风给刮跑了。老先生一下跪在地上,失声痛哭。我征得同乡同意,又匀给老先生一勺泥土。
  回家后,我把自己分得的泥土,一半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地下室的保险柜,另一半用茶水冲了,一点点喝了下去……对于远离家乡的人来说,乡土是最珍贵的东西,旁人无法理解。它代表着真正的故乡和家园,是根,是源,是永远无法割舍的情!
  母亲没能收到我的信
  那些日子里,我曾经给老家的母亲写过无数封信,但却始终没有机会寄出。
  1979年夏,我被邀请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第九届世界法学会议。这是我自1948年来台湾后的第一次出境。我有了一个秘密打算,想借此机会,给大陆的母亲写一封信,让大陆的代表转交到母亲手中。
  我连夜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几十年的乡思,凝成一封简短的信函,我心绪难平。我在信中最后写道:“在这漫长且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努力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然而出发之前,台湾当局就要求我遵守与大陆代表“不接触、不招呼、不交往、不交谈、不合作、不合照”的六不原则。我是代表团的组长,面对这一规定十分为难。会上,情形更为尴尬。西班牙政府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什么活动都是将海峡两岸的代表们安排在一起,看着同胞近在眼前却不敢上前招呼,我百感交集。会议期间,我几次想把写好的信悄悄地交给大陆代表,但犹豫再三,却一直不敢贸然行事。
  最终,我只能带着那封没有送出去的信,满腹遗憾地离开西班牙。
  后来,那封信是在会议结束后,我途径英国寄出的。为了安全起见,信寄给了一位当时在美国工作的同学,那位同学又从美国把信转寄到大陆菏泽的老家。令我心痛的是,收信的人并不是我母亲,而是一位堂弟。一年前,我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去世,老人直到咽气还在惦记着我这个下落不明的儿子,久久不肯闭上眼睛……
  1987年,台湾当局终于打开了台胞回乡探亲的禁令。1991年5月1日,离开家乡整整43年的我,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临行前一夜,我几乎一夜没合眼。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现在的家乡会是什么模样。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清晨5点钟,我去了机场。飞机不能直航,要途经香港转机。在香港机场等待的几个小时里,我急得直跺
  几经周转,几许期待,当天傍晚我终于乘车回到菏泽。踏上故土,推开门,我抱头蹲在地上泪水直流。
  第二天,在弟弟的陪同下,我探访了故里高庄,心里竟有一种胆怯,真正体会到了那句“近乡情更怯”的含义。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我一步步向村子里走去……
  带同乡的骨灰回家
  在旅台的同乡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单身老人。两岸开放后,一些同乡选择了回大陆安度晚年。但还有很多同乡由于各种原因,留居台湾。这些单身同乡都到了风烛残年,灵魂深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活着不能回去,死了也要魂归故里。
  身为同乡会会长和律师的我,自然就成了这些同乡委托身后事的合适人选。
  第一个委托我把骨灰带回来的是王先生。1989年的一天,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就匆匆赶到医院,王先生已经处于昏迷之中,他是为了等我才坚持着没咽气。
  见到我后,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要回家,请把我的骨灰带回老家去。”我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话音刚落,他就闭上了眼睛。
  后来,我不断接到这样的请求,每次,我都会悉心操办。在台湾领取死者骨灰需要办理烦琐的手续,每次回大陆之前,我都要提前几天去殡仪馆办理手续。骨灰罐提出来没有地方放置,就先放在自己家里。一开始家人对我的做法不理解,觉得这样太不吉利。骨灰罐是没有生命的,但我却能感觉到那一个个活着的灵魂。我诚心诚意把同乡送回家,无论同乡是化作鬼还是变成神,在天之灵都会保佑我。
  时间长了,家人适应了我的这一做法,也更理解我的一番苦心。
  一次,我受托去花莲领取一位同乡的骨灰,恰遇台风袭来,山洪爆发,把我困在了山上。大雨狂泻、山风呼啸,我抱着同乡的骨灰罐在墓地里蹲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架直升机到山上救我,飞行员一看到我怀里的骨灰罐就问是不是我父母的骨灰?当我说是大陆同乡的骨灰时,飞行员惊讶得难以置信。
  我身高1.75米,体重只有44公斤,而这些骨灰罐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我每次回大陆最多只能带4个。
  带骨灰罐回乡,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误会。有一次,我被海关安检人员怀疑为毒贩,骨灰罐被检查了又检查。但当他们知道真实情况后,都十分感动。
  这些年,已故同乡的骨灰罐就成了我家中的“常客”。我知道,每一个骨灰罐都凝聚着一个凋谢在异乡的生命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我更清楚,家是我们永远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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