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殡葬的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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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殡葬礼俗本身就是一套社会集体共有的伦理规范体系,是面对死亡事件建构而成的道德律令与行为原则,要求人们在礼俗仪式的操作过程中能领悟自我的生命本质,进而带动个人与群体间相互沟通的伦理秩序。殡葬礼俗的伦理规范,是从生死现象的生命意识入,不仅关注个人生物性的生命本能,更从哲学与宗教的生命体验,肯定人类精神性的终极存有价值,扩大了对生命存有的认知,重视物质与精神相互统合的生命机体。人类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文性的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在追求具体生存利益的同时,也要顾及人性的价值实现与人类的永续发展,维系社会理性与和谐的生存构。不管科技如何进步与发达,人类的行为法则仍要遵守普遍的道德原理,来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共同利益。人类务必遵守的伦理规范,最被人们重视的有四群道德原则,内容为自律(autonrmy)、无伤(nonmaleficence)、增益(beneficence)、公义(justice)等,是生命伦理学常被提到四群基本原则。
(一)、生命自律原则
    所谓「自律原则」,是指行动者是本诸于自主自律的行为法则,在行为上有完全自主的权利与能力,却不能只追求个人的利益与欲求,不能是本能的冲动,还具有着理性的自我约制与规范,跳脱出自利与自我欲求的私,展现出与他人同情共感的公心公义4。殡葬礼俗能从古至今普世流传,与生命伦理的自律原则有密切的关系,是源起于人类生命共感下的生活仪节,此仪节不是外力强加于人的行为规范,是来自于人们面对死亡的自力性救济活动,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群性本能建构出互惠的生命礼仪,抛开对生死的好恶情绪,节制个人好生恶死的欲望,承担起代代相传的殡葬仪式,为长辈亡者执行死后的各种礼仪活动,传衍家族绵延连续的命脉,强化生命繁衍的自律任务。殡葬礼仪虽然是为亡者身后事服务,却是生者面对自我生命的自律行为,强化自身道德与伦理的责任,本之于人性的情感互动,建立起极为繁琐的礼仪程序,这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行动,是在精神意识的相互感通上,自愿有始有终完成殡葬礼俗的全部历程,以自律行为的实践来通过死亡的关卡。
    殡葬礼俗是同个社群自愿与自发的行动,是集体社会化后的共同行为规范,不受他人控制性的限制,完全是自我自律而来的道德义务与伦理权利,愿意按照约定俗成的礼俗制度来完成整套殡葬仪式。殡葬礼俗的社会性规范,是每个成员愿意主动接受的权利与义务,是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才能加诸于其身,否则成为侵犯他人权益的外在规范。当事人在执行殡葬流程时有相当高的自主权,可以完全依照现行的礼俗,也可以居于自身特殊的需求,在现行的礼俗上有所增减。殡葬礼俗虽然带有集体性的规范作用,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整套礼仪流程同时存在着共相性与殊相性。所谓「共相性」,是指人们在共同的文化情感上,会遵循一定的共相来执行殡葬行为,展现出集体共有的文化形式。所谓「殊相性」,是指人们在执行仪式时可以强化自我主体性的操作行为,在从俗的过程中也可以有不同于俗的自发行为。
    殡葬礼俗的自律原则是表现在对任何生命主体的同等尊重以及接受其任何自律的决定,包含对亡者临终前自主权利的尊重,以及其周遭生者有权经由自主仪式来度过其情感的伤痛期。临终者才是整个殡葬礼俗的核心所在,不应把礼仪的重心摆在死亡后的遗体处理,更要重视亡者临终前生命存有的各项权益,不能因其将要死亡而遭受种种剥夺。临终者有权决定自己如何面对死亡的权益,这种自律权益是不允许被他人阻碍或制约,这应是当代相当重要的生命伦理课题,现代的医疗体系不能将临终者视为是现代医疗技术的工具,甚至是失败或不治的工具,在已无生机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各种急救手术确定无效后才能宣布死亡。当代的医疗体系常以医院与医生的权益为核心,对于已救治无望的病人有的会提早放弃照顾的责任,或者在各种急救技术的抢救下,让病者进入到半死不活的状态遭受到不必要的折磨5。临终者不是医疗无法救治下的失败品,应具有着面对死亡的自主权利与尊严。
    每个临终者可以不是因医疗无效而不得不面对死亡,应该将死亡视为是临终者的基本权益,临终者在身体上与心灵上常已有着面对死亡的准备,能在精神上消除对生的执着与对死的恐惧,体认到有限肉体终将消逝,理解死亡是生命自然演化的现象,能以宁静安然的心境来面对死亡的到来。临终者可以仰赖其一生中的各种文化教养与宗教信仰,以自我成长的自律力量化解各种负面的心理情绪,可以在临终前仍能维持身心的整体平衡与和谐。家属或其他临终陪伴者,更要先处理好自己面对死亡时的情绪与态度,不宜将恐惧死亡的心理强加于临终者的身上,这是需要先进行自律的道德涵养,学习好临终陪伴的专业技能,重视濒死者的生命尊严与权益,不要妨害或迫害临终者自律的生命情境,虽然家属也将面临死亡的心理冲击,但是不宜将这种悲伤情绪传达给临终者,还是要先对自己的悲伤情绪进行自律性的管理,转换成临终陪伴时的坦然心态,在相互的谅解中化解各种痛苦与悲伤的情绪,有助于临终者自在地面对死亡的考验。
    丧亲者是可以有悲伤与失落的反应,在面对亲人的死亡时在身体与心理上都会有调适不良的现象,是需要透过殡葬礼俗的仪式设计,来引领家属们来完成哀伤历程。若临终者与丧亲者缺乏这种自律的调适能力,在现代社会还可以仰赖专业的心理咨商师,来帮助人们化解临终恐惧与死亡焦虑,这种咨商实际上是帮助临终者或丧亲者提高自我的意识层次,了解生命最终极层次的成长内涵,在死亡的历程中领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当代的殡葬礼俗应加强临终陪伴的相关礼仪,关怀临终者的病情,疏解其身心的痛苦,必要时可以引进信仰的力量来帮助其灵性的成长,领悟生命的有限性,在死亡中成就永恒的终极存有。同样地也要加强殡葬礼俗对丧亲者的悲伤抚慰功能,协助丧亲者不要悲伤反应过度,也不要悲伤反应不足,导致不能在殡葬流程中完成悲伤历程,造成心理的伤害无法愈合。殡葬礼俗应具有着哀悼的任务,能协助丧亲者接受死亡的事实,建立起新的自我认同,重拾生命活力。
(二)、生命无伤原则
    所谓「无伤原则」,或称为「不伤害原则」,是延续着自律原则而来的防治性行为,要求行动者要避免产生出伤害风险的可能性,包含身心各方面所造成的损害与痛苦等,不能对任何人或物制造出罪恶与伤害。殡葬礼俗更重视这种无伤原则的伦理实践,尤其是面对前面所述的临终者与丧亲者,无伤原则甚至比自律原则更为重要,在殡葬礼俗的过程中,不可让所有参与的人受制于任何外在暴力的伤害或人格的损害。这一点在殡葬的临终礼上更为重要,临终者不仅生前其身心不能受到伤害,死后遗体更不能遭受各种粗暴的对待。不能将临终者视为是将是无生命的物,此认知是最为重要的,死亡并不意谓生命的结束,临终者不能因将要死亡或死亡而丧失其人格应有礼敬与尊重,更不能遭受到任何傲慢无礼的强暴伤害。临终者的生命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存在,任何非出于临终者自我意愿的行动,都可能对临终者造成伤害的风险。
    当代的殡葬礼俗已很难落实传统社会寿终正寝的临终仪式,临终者能否依其意愿回到家中执行最后的临终礼仪,让家人能团圆在濒死亲人的身边,见最后一面与最后诀别,使其能死得其所与死得其时呢?答案是残酷的否定,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死亡必须经由医疗体系的认定,由医院与医生开立死亡证明,医疗体系则要求死亡必须经过医疗程序的认定,在医疗程序中必须是急救无效才能宣布死亡,既使是在家中病危者,最后还是要紧急地送往医院的急救室,接受最后生死关卡的抢救,必须经过心脏按摩、气管内管充气、心脏电击等心复苏术后,才能宣布死亡。现代人不仅不能如愿地在家中寿终正寝与自然往生,还要在医院忍受医疗技术最后的强烈摧残。2000年6月7日公布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从法律面来解决此医疗困境,尊重与保障临终者的生命自主权,可以签署临终时不必抢救的意愿书,要求在家中安详逝世7。问题是未签署意愿书的临终者,就无法获得临终无伤的伦理对待吗?不能要求生命最后片刻不必抢救的权益吗?不能要求在家中自然往生吗?
    这些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当代人们对生命的认知态度,由于过度依赖医疗技术来救治与延长生命,导致反被医疗技术所支配与宰制,忽略了生命存有的「自然权」,即自然生与自然死的权利,执着于物化的身体,只想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医疗技术来拖延死亡,靠高科技的仪器与药物将生命延长到自然的极限,误以为人定胜天能改变自然法则,要等到确定回天乏术后才肯无奈地勉强放弃,导致身体成为高科技医术下的牺牲品,都是绝症或不治而死,不再是生命老化的自然死亡,在临终时还要让身体处在高度的痛苦与风险之中,无法平静与坦然地面对死亡。医疗科技确实能挽救生命与延长存活时间,但是大量地运用科技,不见得对临终者有益,不必尽一切所能来进行无效治疗,用以证明医生已尽力了还是难以回天,让临终者处在更大的医疗风险之中,剥夺了其平静死亡的权益。所谓无效医疗,是指不太可能达到医疗目的的技术治疗,不仅无法避免死亡,还可能造成伤害,或是增加无谓的痛苦。
    殡葬礼俗不仅是要让临终者在身心方面能不受伤害而安详死亡,也要让丧亲者在面对死亡冲击时能无伤地安然度过,能早日走出死亡与悲伤的阴影。殡葬礼俗不是用来强化丧亲者内心的悲痛,而是经由仪式的引导来化解各种内疚感与罪恶感,扶持丧亲者超越出孤寂、无助与沮丧等心态得到终极的生命体验。对丧亲者来说,无伤的伦理原则更为重要,在殡葬期间要减少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伤害行为,避免造成各种显性与隐性的伤害。死亡必然会带来种种情感的伤害,殡葬礼俗就是要帮助人们把悲伤的情绪完全宣泄出来,比如初终礼仪允许丧亲者激烈地击胸伤心而哭,也允许见景生情而大哭,这种极度痛楚的宣泄才合乎身心健康之道,但是这种深深的哀伤不宜持续太久,殓殡之后要经由仪式的引导逐渐有所调整与转化,虽然可以悲从中而哭泣,却必须有所节制,适度则止。殡葬礼俗就是要把死亡所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经由适度的心理调适而能恢复正常生活。
    应全面检讨传统殡葬礼俗各个仪节是否有违背无伤的伦理原则,不合人性需求的礼俗是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淘汰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商代以前的人殉与人祭,是原始文化的遗留,是不符合无伤的伦理原则,到了周代人祭现象已绝迹,人殉现象由盛转衰9。春秋时代已用人俑与明器来代替真实的人与器物,已有无伤原则的体认与实践,重视每一个体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改以陶俑、木俑等代替之。明代统治者以妃嫔殉葬,这种殉节是政治权力的误用,是违背无伤原则自然会被时代淘汰,就如人俑与明器的殉葬制度,清代以后也已不传。由于传统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强调男尊女卑,形成了男女有别的家族权威模式,男性的地位远高于女性,双方不是对等的关系,因权力结构不同导致女性在殡葬礼俗的地位常遭受扭曲,以致造成身心的伤害。当代有必要从男女平权的观念,重新检讨殡葬礼俗中不合时宜的礼节,让女性与男性拥有平权的仪式地位。
(三)、生命增益原则
    所谓「增益原则」,是在消极性的「无伤原则」下,产生出较为积极性的造福行动,尊重他人必须而且重要的利益,完成促进他人幸福或有利的善事,是道德的强制性转为主动的利他行为。殡葬礼俗很明显是一套利己与利他的行动与制度,从尊重个人的生命权益,扩充到家庭与社会整体和谐的生存利益。殡葬礼俗是一种具有增益作用的礼仪制度,重视个体与群体间的生命互动作用,肯定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在仪式中得到滋润与安顿,不仅自我的权益不被侵犯,还能扩充生命体验的无限光辉,进而可以获得精神与物质相互统合的幸福生活。殡葬礼俗是用来造福个体与群体的生活需求,完成从生至死的生命历程,使亡者能经由死亡仪式回归其灵性源,获得永久的精神寄托。生者则能由仪式跳脱出死亡的阴影与限制,肯定自己生命存有的积极作用,完成上一代教诲的志业与使命,也将这些志业与使命传递给下一代,领悟到生命不只是缘传承,还有文化的传承。
    临终者面对死亡关卡,虽然物质性的身体逐渐地衰败而亡,但是精神性的心灵可以相应于天地的生成原理而永恒常存。哲学与宗教对临终者的示,大多是着重在精神层次的心灵增益上,将对生命的形上理解注入到仪式的操作之中,临终礼面对不是将死的肉身,而是将进入到家族神圣共感的灵性世界,体验到生与死不是形式的断裂,是内涵的无限连续,是经由死亡将纵贯的家族进行更紧密的统合。此时临终者需要的不是外在肉体的医疗,应着重在内在灵性的扩充与增益,人们应该协助临终者开创自我的生命质量与灵性成长,进行充满爱与宽恕的心灵联络活动,这是所有宗教主要的信仰核心,当爱是全然无私与丰沛时,就能展现出自我超越的生命之光,体悟到自我身心奉献的终极灵性。这种生命体验的爱,是一种当下的灵性直观,是将能知、所知与知识等三者能力合一,直接超越个体将自己交付给至高的爱,接纳爱成为生命存有的基底,以及终极返归的家园。
    殡葬礼仪中的亡者遗体虽然不再有主体的意识活动,但是生命的超越感知尚未完全消失,临终者需要灵性的照顾,初亡者更需要灵性的照顾,增益其超越的永恒生命。亡者的遗体已无法透过身体来表达其各种感受,可是灵性与爱是超越肉体,此时人们要禀持着事死如生的态度与行为,以自我生命的关爱传达对亡者的怀念与报恩之情,延长事奉亲者的情意。人们面对遗体不敢疏忽,以不辱其身与不羞其亲的心灵感念,来显扬亡者灵性的不朽。殡葬礼俗的每项仪节都宛如亡者亲临所在,丝毫不敢马虎或疏忽,彼此间仍可经由仪式进行亲情的联系,将生命扩充到人与鬼神感通的境界之中,这是以宗教的信仰感情来扩大了对亡者的敬重,强化彼此间的精神联结与心灵感应,理解到生命不因死亡而灭绝,反而在精神上可以生生不已与源源不绝,显示殡葬礼仪带有着增益原则的伦理行为,将生者与亡者在情感上扩大了其血脉相连的命脉。
    丧亲者不是被迫与无奈的举办殡葬礼仪,所有的礼仪不是只为了亡者,同时也要关怀生者,增益丧亲者的生存利益。丧亲者面对死亡的哀痛,是比亡者更长久些,更需要强化灵性的存有体验,认清死亡已是无可挽回的既成事实,各种紊乱的悲伤情绪,可以经由繁琐细致的仪节安排来逐渐缓和与消解,不仅符合无伤原则,还要达到增益原则,能宣泄悲伤促进身心健康。殡葬礼俗实际上是针对生者需求而规划设计的,是基于增益原则,有助于丧家在生活上能逐渐调适平衡,恢复到平常的生活状态。丧期的长短要恰到好处,显示送死的哀痛要知有所终,在心理重新调整下展现出无穷的生机,这种生机往往是透过宗教性的祭祀活动来完成,在祭神如神在的感通下,生者可以时常地与亡者的鬼神相交接,可以长期性表达其追思怀念之情,意识到祖先的灵性是长相左右,甚至会福佑子孙,增益生者们避祸求福的生存需求。
    殡葬礼俗不仅能增益丧家生存的伦理需求,也能增益家族与社会和谐的生存情境,强化社会人际互动的交际法则,是从家庭的亲亲之情扩展到国家的尊尊之道,显示家庭的殡葬礼仪不仅能维持子嗣的薪尽火传,也能由家族的稳定带动出社会的持续发展,在生命主体的相互确认下可以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和谐建构,将个人道德的增益原则扩展到社会伦理的运作法则上,从亡者与生者精神上的人性安顿扩散到全民的生活德行上,要求在行动上不仅要光宗耀祖,还要增益一切有情众生,以类似宗教的博爱精神,来协助黎民百姓生存秩序的总体和谐。殡葬礼俗是有着强烈宗教化的伦理情感,是从个人生命的灵性体验提升群体生命的价值感通上,从小我的生死会通到大我的生灭上,关怀人类永续发展的生存之道,以增益原则的伦理实践,能在殡葬礼俗秩序性的仪式引导下,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永恒的存有之理。
(四)、生命公义原则
    所谓「公义原则」,是较为社会性的道德与伦理原则,重视社会人际间同等对待的互动关系,肯定每个人的公平与均等机会,消除掉各种不公平与不均等的差别待遇,或者为弱势者提供较为优势的待遇,以提升到同等对待的地位,展现出大公无私的行为。殡葬礼俗是社会集体传承的伦理规范,是对应社会需求发展出程序化与系统化的制度,是有助于社群活动行为与集体意识的整合,是需要以公义原则来进行伦理整合。殡葬礼俗的公义原则,不是用来同等群众的所有物质条件,不是要求殡葬的外在规模要齐一,不可能大家所得到的物质条件是平等的,但是不管贫富贵贱其所面对死亡的机率是均等的,其整个殡葬流程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是程序基本上还是均等,仪式抚慰功能的效益也是公平的。所谓公义原则不是要求物质条件的齐一,是从人性的善恶来实践公心公义,肯定从人性的道德规范来说,殡葬礼俗的社会功能是符合公义的需求。
    社会的殡葬礼俗是有一定的程序,却因众人不同的经济条件允许各自有不一的规模。殡葬礼俗从原始社会以来早就存在着阶级性的差异,周代的礼制更详细规定从天子到士等不同阶级,在葬俗、丧礼、墓地、棺椁与随葬品等都各自有详细的规定。殡葬礼俗原本就存在贵贱有别与贫富不均的现象,导致墓式有大小、随葬品有丰俭、仪式有繁简、守丧时间有长短等差异现象,显示社会在阶级上原本就是不平等。政治与经济的差异,是社会阶级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无法齐平的,其中无所谓公义原则,这个社会原本就是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别,殡葬礼俗在规模上是有明显的阶级区分,但是在仪式程序上可以说是同礼等待,贫富贵贱的礼仪规范是公平而均等的,不能说富贵者就可以不守殡葬礼仪,或者说贫贱者因经济条件不足就可以不守殡葬礼仪。就礼仪本身的规范,是符合同等的公义原则,不管天子或庶民都必须依循殡葬礼俗的程序而行,这是公平且均等的行为规范。
    公义原则也须应用到临终者的末期照顾上,因经济条件不同在物质的享受上是有等级的不同,但是在医疗照顾上应是同等,都要关心其生活质量,助其能安详的善终,任何临终者都能获得身体、心理与灵性的全人照顾,追求身体的安适感、心理的幸福感与灵性的自在感,能满足地活到最后一刻有平安尊严的死亡,这是每个人应得到的基本权益。当代在医疗资源的运用上,是相当重视公平的健康照顾系统,要求每个人应对医疗照顾有平等接触权,建立起在医疗照顾上的机会平等原则,即每个人都有权平等分享所有的健康照顾资源13。临终者经历从生到死的过程在医疗照顾上更需要公义的伦理原则,尤其是在心理与灵性上需要获得更多的协助,虽然身体逐渐丧失活动力,不必积极的有效医疗,但是免于疼痛的医疗处置还是必须的,尽量让临终者能处在安全与合适的境之中,家属也能团圆地聚集在身边,进行心灵上的情感交流,或许不必有太多语言上的接触,却能有彼此真诚深度的感动。
    殡葬从业人员在对亡者遗体的服务更要讲究公义原则,仍应把亡者视为是有精神生命的人,在送终初丧、入殓成服、出殡安葬、做七祭祀等活动中,都要保持事亡如事存的服务态度。亡者是殡葬礼俗最为核心的主体,虽然没有知觉任人摆布,但是没有人可以怠慢他,更不能视为是没有利益的废弃物,不是将遗体土葬或火化就可以大功告成,更要在整个行程仪式中能符合人性尊严的道德要求。殡葬从业人员、丧家与亡者等关系是存在着公义的伦理原则,不管经济利益的多寡,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服务尽责,让逝者安于斯,生者能无所遗憾,妥善地处理亡者与生者之间各种人际互动的关系,维护亡者与生者的正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殡葬从业人员不仅追求自身的职业利润,更要以真诚的服务精神来带动良好的社会风气,协助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展现出具有社会公德作用的殡葬伦理。
殡葬礼俗实际上已是社会公德性的伦理活动,反映出社会整体的生存利益,不允许个人或殡葬业者任意破坏或恶化其运作体系,公义原则是全民应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殡葬的规模虽然避免不了阶级性的差异,但是殡葬的礼义教化功能是全民共享,不仅要善待亡者,也要能抚慰生者,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能符合普遍意义的道德法则,且能重视生存的正义原则,以平等合理的行为来实践殡葬礼俗的文化教养。殡葬礼俗应着重在提高亡者与生者的权利、价值与尊严,符合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促进讲人道、行善事与献爱心的文化活动,也重视自然环境的整体有效运用,提供后代子孙生存环境的长远利益。殡葬礼俗在环境资源的利用上,应着重在生态平衡与资源再生上,追求可永续经营与发展,不能只考虑到眼前或少数人的利益,避免无节制或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应努力地解决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追求人类的利益与自然发展规律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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