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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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文学家。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两人相互砥砺,崇尚节气,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风日下的文坛。天四年(1624年),二人在苏州创建复社。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被正义所激励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只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所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显赫,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丙寅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榜样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谁在为他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毛一鹭,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斥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上的神情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棺材收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将我们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人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的百姓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机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对待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公,太史文起文公,姚孟长公。
【赏析】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相继被杀。而后,魏忠贤又欲杀东林党内的六小君子(周顺昌并非六小君子),在逮捕几人的过程中,周顺昌由于不畏惧锦衣卫的势力,对路过的东林党人倍加礼遇,而受到魏忠贤仇视,后周顺昌遭杀害后与六小君子并称七君子。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阉党人士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碑记,又称碑志,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评价、歌颂其功德,刻在墓碑上。
    《五人墓碑记》描述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之流英勇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法的综合运用上。
  一、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合的表达方式古代的墓碑记属于杂体,常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
  本文即具有这样的特色——既记录了有关五位义士的斗争史实,又在议论中抒发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其中文章的第二部分记叙了苏州市民为蓼洲周公伸张正义与阉党斗争的始末。这一部分看似单纯记叙,但我们能从中领略到作者对五位义士的敬慕热爱之情和对阉党的刻仇恨。如: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五人斗争及其牺牲的意义。在议论中兼有记叙和抒情。比如记缙绅的“易志”,写阉党的“不敢复有株治”,魏忠贤的畏罪自缢,身居高爵显位的阉党受惩治时表现的可耻行为等等。
  这样写既能把要记叙的人物事件交代清楚,让那些斗争的场面历历再目,使人受到感染,又能把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揭示出来,以达到表彰英烈、激励后人的目的。
  二、成功地运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把人物的特点描绘得更为突出鲜明
  1.以“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病死,与“草野之无闻者”的就义进行对比——一个名字从此湮没,一个却如此光明显耀。2.以读诗书受古训的缙绅,与“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的五位义士进行对比——一个易志,一个高风亮节。3.用“高爵显位”之人不择手段苟全性命的卑劣行为,与五人从容就义进行对比——一个辱人贱行,一个仗义牺牲。运用这样的对比手法所起的作用:一是揭示了达官贵人的种种丑态,反衬出五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临难不苟的高尚品格。二是为议论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据,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三是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逻辑的力量。这三个对比,层层深入,由低层(五人与一般“富贵之子”)到中层(五人与缙绅),进而到高层(五人与高官显爵),五义士牺牲的价值、死后产生的巨大影响等深刻意义,以“义”为核心,示了“死生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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