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佐汉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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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37)
王珂
  在东北抗日斗争的艰苦年代,有许多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后人的幸福,无私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产党员张佐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佐汉,汉族,化名张晋基,别名张一、张洁山,号引桥。1906年6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城郊下一冲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贫穷的家境、劳苦人正直的品德,赋予他刚直不阿的性格。1932年春,年仅26岁的张佐汉不堪忍受当亡国奴的屈辱,在当地党组织培养教育下,毅然参加了革命。1934年,张佐汉受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派遣,到临江县以开办《大同报》社临江分社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5年3月8日,经中共满洲省委执行委员王玉介绍,张佐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临江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抚顺支部书记、抚顺县委书记、抚顺特支书记等职。193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张佐汉等一批共产党员在沈阳惨遭敌人杀害,生命的年轮只在他身上停留了短暂的31年。
  张佐汉家境贫寒,仅有15亩土地和两间草房。其父以种田为主,兼做吹鼓生意。家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艰难。1914年,张佐汉9岁时,父母亲曾对他寄托着殷切的希望,指望他日后好出人地,撑起门户,不再受穷。于是,节衣缩食地送他到本村的下二冲私学馆读书,后入前甸子完小学习。张佐汉深切理解父母的心意,读书期间,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学习成绩突出。在同学中间,他谦虚谨慎,待人诚恳,忠厚老实,为人正派,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小学毕业后,张佐汉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抚顺中学。这个时期,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之中。1925年8月,张佐汉于抚顺中学毕业,接着立即投笔从戎,参加了东北军,担任随军医士。此间他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和军阀的残暴,并对社会中的贫富不均愤愤不平。他曾愤然找过上司王团长公开申述自己的政见:“为什么国人互相残杀?这岂不太残忍了吗?”王团长见他年轻气盛,但却为人正直、豪爽很器重他,劝他不要多问,慢慢就会明白了。后来,王团长将他送到军医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提升为三等医长。然而,这并未能解除他对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憎恨和不满。不久,他随军去南方作战,在与唐生智部队的一次战斗中,由于指挥不当,导致部分官兵被俘,张佐汉也在被俘之中,他被编在军阀唐生智部下。由于他与旧军队有隔膜,思想上忧郁苦闷,不久便借机脱离了该部队,回到了东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佐汉遇到曾在王团长部下担任医生的陈医官。陈医官介绍他回到原部仍担任随军医士。他南行北返,耳濡目染了军阀豪绅横行乡里、肉百姓的许多惨事和瀑行,从而使他较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也使他更加坚定了革新现实,救民众于水火的信念和决心。他常在士兵中宣传“国人自戕,百姓遭殃”,“饿殍满街,朱门肉臭”的思想,士兵们都很赞赏和敬重他。在旧军队中,他的理想和志向无法实现,1930年张佐汉含泪离开了东北军,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抚顺城郊下一冲村的家中闲居起来,等待报国的时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东北同胞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在这山河破碎、国土沦亡、生灵涂炭、民族危难之时,年轻的张佐汉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之后,怀着一颗强烈的救国救民之心,辞别亲人,离开了偏僻的山乡,又毅然投奔到辽西抗日义勇军第六路军李春润部队从军报国。但只有数月,李部也被日军打垮。于是,他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旧军队不过是维护军阀统治的工具,怎能满足一个热青年的革命欲望!无奈,他再次回家闲居。回到家乡后,他不甘寂寞,到家乡附近的孤家子村教书。但不到三个月,本乡地主肖某以其父当吹鼓手、出身下贱为由,将其辞退。此后,恶霸地主肖某还是贼心不死,又到警察局告发了张佐汉“勾共产党、反满抗日”。张家怕事情闹大,将房地变卖了伍佰元钱,贿赂抚顺警察分局长才算了事。然而张佐汉眼见这伙恶霸豪绅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恨得直咬牙,他真想把这些恶人铲除干净,可凭他一人怎能办到?无奈他只好狠狠地咽下了这口气。
  1932年9月,张佐汉串联徐达夫、张斗官(朝鲜族)在抚顺合办了一所日语学院(后被日本协合会吞并)。到学院学习日语的人很多,其中,中共满洲省委派到抚顺的地下工作者也常来日语学院学习或寄宿。于是,这里一度成了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爱国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痛责列强,同时,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从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了解到了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解决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信心。通过学习,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真理,好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眼界开阔了,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深深地感到,帝国主义的瓜分,封建军阀的割据,资本家和地主的盘剥,无情地吞噬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要想使黑暗的旧中国变为光明的新中国,没有千百万中华儿女的觉醒,不跟随中国共产党驱逐外国列强和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走上谋求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一期间,张佐汉在地下党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成为我地下党活动的干分子。不久,张佐汉经孙金一、杨亚诚等人介绍参加了正义团,任委员。后经洪波介绍,于1933年3月到抚顺《大同报》社当记者。从此,张佐汉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南满临时特委的直接领导和指引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 
  1934年11月15日,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开创南满抗日斗争新局面,打通南满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张佐汉(化名张晋基)受南满临时特委派遣,辗转来到了远离家乡的临江县筹建《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并以社长兼记者的身份为掩护,搜集日伪军政情报,进行抗日活动。1935年2月18日,张佐汉到达临江县不久,在爱国反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组织了县城部分进步青年在元宵节灯会期间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被压迫的民族迅速觉醒,呼吁人们起来革命反抗侵略。这一举动,使县城的敌人惊恐万状。同年3月8日,由于张佐汉积极为党工作,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在火热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经中共满洲省委执行委员王玉介绍,张佐汉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佐汉早就渴望自己能够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如今成为现实,使他兴奋不已,他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劲,只要党一声号令,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执行。这时的张佐汉,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3月10日,根据南满特委指示,张佐汉被选为优秀党员赴哈尔滨受训。4月,张佐汉又被派往南满特委接受训练。7月初,张佐汉受东北人民革命军司令杨靖宇指派重返临江县,仍以《大同报》社临江分社社长兼记者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在临江期间,张佐汉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健全报社机构;积极发展骨干力量,开展对敌斗争,激发人民群众的反满抗日热情;运送军需物资,掩护和接待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秘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与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暗中搜集日伪政治军事情报。张佐汉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得到了杨靖宇的赞誉。尤其在艰苦的境里,他不惧风险,机智勇敢地与敌人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同时,他还利用《大同报》社临江分社社长的身份,深入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进行活动,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列席政界会议,卓有成效地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左派力量。他的支持者很快就多达40余人,其中有小学教师、师范学生、日伪职员、警官等。并在临江、石人、八道江、通化等地建立了多处活动据点,与杨靖宇指派的联络员王国华(化名赵国华)和另一名联络员“小张”直接联系,及时准确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提供情报。
  1935年冬,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杨靖宇亲临《大同报》社临江分社,与张佐汉秘密会晤。两位战友重逢格外亲切,他们彻夜交谈,尤其是杨靖宇的谆谆教导,使佐汉同志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战斗的决心。由于有的情报来自敌人内部,致使日伪军的“讨伐”遭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沉重打击,从而打乱了日军的“讨伐”计划,对巩固和发展临江乃至南满地区的革命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抨击日寇的野蛮侵略,扩大共产党在敌占区的影响,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报社的同志和外围党组织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和布告,有的张贴在敌伪首脑机关,有的贴到了缉私局门口。有一次在戏院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巧妙地贴到了伪警方人员的后背上。这些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安和密切注意。于是,警方为了消灭共产党临江县的地下组织,铲除“心腹之患”,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打探消息,报社成了敌人的重点目标。他们虎视眈眈地监视报社的内外活动。此后,山雨欲来,形势日趋严重,我地下党联络员“小张”神秘失踪,新派来的大个子老李又在八道江镇被捕,尤其是1936年的1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派出的地下党联络员王国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于2月12日遇难后,我党的秘密活动场所《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已全部暴露,报社的活动更是陷入困境。就在这步履维艰的紧要关头,为使临江地下党免遭更大损失,中共南满特委于1936年2月29日作出决定,将《大同报》社临江分社解散,对部分人员作了调整。并指示张佐汉立即返回抚顺,从事建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早在1929年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就曾委派杨靖宇同志担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并在抚顺矿区的工人中间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在杨靖宇同志的领导下,地下党组织也曾组织过罢工斗争和工人运动,曾计划举行暴动。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和组织不严密,此事被日伪当局侦破,导致地下党负责人和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尽管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是抚顺的革命斗争形势还是旺盛的,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保存下来的少数党员仍然在秘密地为党工作着。
  张佐汉回到抚顺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依靠党员和群众,很快成立了抚顺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同年7月17日,张佐汉奉命到金川县河里后方基地惠家沟密营参加中共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途中,在通化县干沟子山里遇见了此次大会结束后正在转移的杨靖宇(由于信息和交通不便,张佐汉在赴会途中,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于是向杨靖宇同志汇报了筹建抚顺党组织等一系列工作情况。杨靖宇对张佐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对下步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一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守党的机密,对敌人一定要严加防范;二是要巩固宣传基础,扩大群众影响,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以士兵和工人为重点,在他们中间努力发展党员;四是对不符合要求的党员要立即清除,做到纯洁党的组织。
  1937年4月,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经中共南满特委批准,抚顺支部改组成抚顺县委,张佐汉任县委书记。同年8月11日,中共南满特委派纪儒林来到抚顺,并主持召开了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将抚顺县委改组为抚顺特别支部。在这次会议上,张佐汉当选为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同时,会议强调,根据中共南满特委和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的指示,各支部分别以县公署、塔连咀子、抚顺城等为中心,在官吏、教员、工人、士兵、商人、无业者中间竭尽一切力量扩大宣传,从工人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形成斗争核心。不久,在张佐汉等领导下的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经过组织培养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又吸收了肖亮、贾福英等人为中共党员。至8月中旬,抚顺特支党员队伍从十几名发展到30余名。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抚顺特支迅速发展壮大的时候,不料党内出了叛徒,向敌人供出了抚顺特支地下党组织名单,致使抚顺特支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狡猾的敌人唆使叛徒由沈阳拍电报给张佐汉,诱骗他立即去沈阳会面。1937年10月14日,张佐汉由抚顺到达沈阳,他万万没有想到,下车后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与此同时,按着叛徒提供的线索,敌人的警车在抚顺街头频繁出动,在全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抚顺城。由于叛徒出卖,抚顺特支地下党员有31人被先后逮捕,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
  张佐汉身陷囹圄后,监狱成了他对敌斗争的新舞台。凶残的敌人妄图把抚顺特支的地下党一网打尽,对其用尽酷刑,迫使其就范,达到供出党的机密的目的。然而,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在这生死抉择的时刻,张佐汉没有退缩,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为了保存党的机密,他临危不惧,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超人的毅力,威武地挺立在敌人面前,他自始至终坚信党的信念,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狱中这样写道:“自己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里,长大之后,曾发奋读书,立志报效祖国。投笔从戎后,历尽沧桑,先后三易其伍,然而始终没有跳出军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的圈子。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与同仁创办了一所日语学院。正在满足于微薄的收入的时候,该学院就被日本协合会吞并了,好容易得到的生活出路就这样毁灭了。因此,打倒反动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旧社会的憎恨之念与日俱增。在这迭遭挫折的人生道路上,在这苦闷、犹豫和彷徨的时候,有幸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以及东北人民革命军派到抚顺城开展工作的地下党人,埋头阅读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进步书籍,从中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使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教悔,也使自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开始领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尤其使自己永生难忘的是,在临江县遇到了曾在满洲省委工作的一位朋友,通过这位朋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了粉碎现实社会和追求无产者的幸福,自己毅然地投身于革命,走上了革命征途。今虽身陷囹圄,但我死而无憾。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曾决心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终身”。他用钢铁的誓言,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张佐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面前,敌人的种种伎俩都被粉碎了。他们无可奈何地看到,囚禁在狱中的张佐汉尽管失去自由,仍具有非凡的精神,日本法西斯当局把他看成是最大的威胁。张佐汉也深知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敌人很快就会杀害他。于是,他在狱中加紧了活动。他给狱中的战友讲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罪行,告诫战友要站稳立场,丢掉幻想,决不能动摇;活下来的同志,出狱后要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1937年12月3日,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张佐汉同志等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沈阳小河沿处英勇就义。张佐汉牺牲后,遗体被亲友运回抚顺,安葬在他出生的抚顺城郊下一冲村外的东山下。
  为人民捐躯的英烈,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张佐汉同志是我党的优秀政治干部和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把青春献给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他为东北抗日联军、为临江县以及抚顺市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贡献。他那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党对人民赤胆忠诚的优秀品质,永远勉励着后代人,人们将永远怀念张佐汉烈士。
摘自"《白山党史人物》第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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