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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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夫人: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 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舒乙: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次追悼会和平反会。但骨灰盒是空的。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放进去。他平常喜欢喝茶,喜欢花,我们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拣出来放在里面,用这几件东西代表他。很久后,我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北京城旧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个太平湖,而城里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叫观音庵,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父亲等于是来找他的母亲,这个房子是他当了教授后买给自己母亲的。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宿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他在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天坐在父亲尸体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飘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有人捞上来看,是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据目击者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来,北京市文联的人把手杖、眼镜、衣服、工作证等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几乎都还给我们,唯独没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猜想他在这上面写了东西。他一个人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笔,有纸,他自己又是写家,他当时情绪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写了东西,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我们追问,却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门转上去的。(据:老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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