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领兵打仗的神秘将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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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熟知李克农,一下猜到他的使命。于是他颇为恼火,高声说:不用你们管。
  李克农毫不相让地说:我是奉中央的命令来接你的。
  童小鹏等人不容张国焘分说,连扶带推,将他前呼后拥地请下了列车,朝刚开过来的小汽车走去。
  李克农早已注意到的几个游魂,果然急急慌慌地扑过来要抓张国焘。
  李克农等人亮出了枪。
  游魂惊愣的霎那间,小汽车一溜烟地出了站台。
  汽车里。李克农说:“周恩来同志请你去。”
  张国焘说:“我太累,找个地方住下再说。”
  李克农明知他擅离职守,私自出行,但职务还在,不便强勉,便依其意找了一家旅馆,安排了单间。他留下吴克坚作陪,以防万一。然后火速返回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果然不出李克农所料,待他们一走,张国焘立即奔向长江边,一艘游轮抽回跳板前的一霎那,他跳了上去。待他喘息稍停四周顾盼时,看到吴克坚竟在船的那一。船到武昌,他在街上转悠,不知在寻觅什么,但是不管他驻足观望,还是疾步而行,吴克坚总在不远处。
  张国焘又回到了旅馆。
  周恩来接到吴克坚的报告,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接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办事处。
  张国焘拒绝了周恩来的苦苦劝说和挽留,铁了要脱离共产党。
  1937年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他双目锐利地盯着张国焘,口吻严肃地说:
  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
  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
  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则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张国焘听后,仍不改出逃初衷。
  不到一个小时,他留下一封信,决定采取第3个办法。张国焘就这样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西安事变震惊国内外。这辉煌壮烈的活剧的帷幕可以说是李克农悄然拉开的……
  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已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策略路线。分析了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是东北军的状况,在会后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周恩来,李克农是周恩来的助手。不久,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对外则称为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
  李克农莅任新职,便积极行动。他反复思索毛泽东说的话:我们的口号是“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杨搞好关系,然后争取“全国大联合”。他开始在东北军上下功夫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李克农首先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发觉置身在一片牵动情怀的标语之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浓烈的乡音,数十个小红军唱着魂萦梦绕的《打回老家去》。背井离乡,抛家别妻整整5年,和少帅一起背着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的罪名整整5年,在国民党军被视为杂牌处处受排挤,又调到贫瘠艰苦的陕北来打红军……歌声中他们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眼泪夺眶而出。
  这第一课,李克农使他们纵情地大哭一场,他们麻木的心苏醒了。
  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讲课。
  毛泽东也来讲课了。他对这120名东北军军官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一语千钧。毛泽东的话字字打进他们的心坎。这120名军官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
  李克农的第一步成功了。
  许多人来找李克农,他们不仅要做朋友,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东北军中去做工作。
  李克农选择了高福源。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爱将,任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该团被张学良赞誉为“尖子团”。但在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一役中,高福源却当了红军的俘虏。张学良闻讯,槌胸顿足,痛惜不已,一昼一夜不食不眠。
  在训练班中,高福源痛悔自己忘掉了家乡三千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却来打自己的同胞红军弟兄。他慨然要求去面见少帅陈情,请他和红军共同抗日。
  李克农决定采取郑重的步骤:先让高去甘泉会见67军107师参谋长刘翰东,提出面见少帅的要求,然后返回瓦窑堡等待下文。这个设想得到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批准。
  高福源果然只身人城,守信而归。回来后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李克农欣然地当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6年1月底,通过67军军长王以哲的联络,张学良驾机到洛川听高福源讲述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当即决定请中共派正式代表到洛川会谈。
  中共中央决定由李克农为正式代表与张学良进行第一轮会谈。
  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一行9人身着便衣,骑着快马,由高福源引路直奔陕北名城洛川67军军部。
  原来约定与张学良会谈,到了这里却被告知张学良去南京了,先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与李克农会谈。
  经过几天谈判,就一些局部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双方还约定这个口头协定自3月5日起各自秘密下达执行。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协定。
  正在这时,李克农又得知张学良将于3月3日从南京赶回西安,3月4日即来洛川会谈,心情为之一振。
  李克农见到张学良不禁一征,他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一副浅色墨镜,手拄文明棍,哪像将军分明是一位商贾。虽是初次见面,握手之际李克农却按捺不住诙谐的天性,开口就是一句:“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听罢一阵朗声豪笑,同样以隐喻式话语作答:“我是来做大买卖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克农敏捷地以问作答:“是零售还是整销?”
  “我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在融洽的氛围中,李克农依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运用他雄辩的口才,将红军东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阐述得透彻、精当,使张学良听得入了神,频频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意。
  张学良也以政治家的胸怀陈述了蒋介石和亲日派还是有区别的,因此联蒋既有希望也有可能,统一战线中应包容蒋介石。
  会谈很快达成了四项协议:
  一、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面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
  二、派我方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掩护,以便推动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组成。
  三、红军和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由张学良和新疆的盛世才联系。
  四、这次秘密会谈,不登报不外传,只在双方部队秘密实施。
  正率军东征的毛泽东、周恩来闻讯后,发电要李克农立即到山西石楼县当面汇报。
  李克农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到石楼县红军东征司令部,详细汇报了洛川谈判的经过和心情。毛泽东听了脱口夸赞:搞得不错,很有成绩。
  经中共中央几天紧张的磋商后,一封密电飞往张少帅的面前: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代表,由李克农作唯一的陪同前往谈判,地点在延安,日期定为4月4日。
  由于张学良突患喉炎,会谈推迟到4月9日举行。
  4月9日,张学良按时到达谈判的秘密地点。正式谈判时只有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派到张学良处挂着参谋名义的刘鼎5人。
  围绕共同抗日的一系列问题,周、张很快取得了共识。关于蒋介石参加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就中央听取李克农汇报后针对张学良的建议,和他希望共产党先作出让步的愿望所作的商讨回答:中国共产党愿意争取蒋介石和整个蒋介石集团一起抗日。但蒋介石的思想实质是视人民为死敌,因此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与日本走狗一样的事情,不过为了抗日大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只要他幡然悔悟,中国共产党可以既往不咎。我们可以作一些让步,但先让步不行,让步太多也不行。让步太多,会使他认为共产党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先得要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真正团的目的。
  义正词严又坦诚真挚,张学良频频颔首。
  一夜的谈判圆满成功。4月10日拂晓,周恩来和李克农迎着朝阳踏上了返回瓦窑堡的大道。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是政策上的一大变化。这个变化昭示共产党人的伟大襟怀,也昭示了周、张会谈的历史性贡献。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退让妥协,加剧了日本独吞中国的野心,向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依仗英美扶持的蒋介石与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他看到了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于是决定“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于是有了虽在进行“剿共”战争,却又布置陈立夫与中共联系的行动。发展到1936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还是令人乐观的。
  但到了10月下旬,蒋介石却突然严令大军加紧进攻陕北根据地,并叫嚷“剿匪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之阶段”,而且亲自到洛阳、西安督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其故安在?
  问题出在苏联方面。
  蒋介石在设法与中共联系时,也在同苏联接触。并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苏联谈判代表是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他奉政府之命说:两国军事同盟条约不能缔结。这个条约只对中国有利,它可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可是疯狂的日本不顾一切发动侵华战争,苏联必被牵入,此时倘若德国借机侵苏,苏联将两面作战,殊为不妥。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实际是掌握在苏联手中,当时的中共属共产国际成员,实际是听苏联的,如对中共采取和解态度,便可获得苏联好感。于是加紧与中共的谈判联系。同时又退而求其次地向苏联提出两国订立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假如日本侵华,苏联不得乘机以援共的名义间接侵华旧本如侵苏,中国不得联日侵苏。这个提议得到苏联的响应。到1936年9月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渐渐成形。在一次讨论中,鲍格莫洛夫代表苏联政府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他们决不会帮助中共。接着他又说: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石破天惊。这话出自苏联代表之口,把陈立夫听愣了。
  谈判桌上无戏言,尤其在正式谈判中,更是句句算数的。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也不禁大感意外,他要陈立夫探明此话真意。
  陈立夫向蒋介石讲了一件事:在谈判中,他对鲍大使说:“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对苏联非但无利,而且有大害。”“如果将来中国共产化,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三倍多的中国吗?”鲍格莫洛夫不但当即赞同此看法,而且要陈立夫同意将此话以密电形式向苏联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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