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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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人物生平: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汪曾祺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本应在1943年毕业的他,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后来网老曾感慨:“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按当时学校的规定,当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否则只能算是肄业。由于他没有参加,因此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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